三国、两晋、南北朝书法（完成）

永沁

一
王羲之诗：“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陶渊明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东晋诗歌所表现之“韵”。神情散朗，洒脱豁达，恬淡虚无，悠然自得，冲和玄远，优雅从容，天人合一也。
书法发展到魏晋，已逐步完成自“尚用”到“艺术”的过渡。书法上升为艺术，是因为书法更具抽象性，是最适合人们发挥自己“胸臆”、“感悟”的艺术表现形式。王廙在教导侄子王羲之时说：“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把书画创作作为“个性”要求提出。
南齐的王僧虔《笔意赞》云：“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以斯言之，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遗情，书笔相忘，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
“心”与“笔”相忘，“手”与“书”两忘，是两者在潜移默化中互相交融，溶为一体。做到“两忘”的境地全靠的是“体悟”，而不是“分析”。这“体悟”是要长期的书法实践的积累方能完成。这种积累包括书法技法的长期锤练，重要的还有人生的感悟。故自魏晋以降，历代书家都重视书法的文化深层次的探索，而非停留在技术的层面。
王羲之有一段话，云：“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在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他说的“书意”，就是指运笔过程中的一种“切肤之感”。而笔在绢、素、纸张上书写时线条宽狭的变化，笔力轻重不同造成字形的呼应变化，以及间架结构上的参差变化等等都由笔法来塑造，这一切都通过手指的实感被体认、领会。“言所不尽得其妙者”，就是对“有意味的形式”鉴赏的深层之中蕴藏着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因素。
在王羲之之前，书法的技法是较单纯的，篆隶的线条是单一的。以王羲之为代表的行书的成熟，给书法表现人的“本质力量”提供了展视的空间，昂然进入艺术的最高领域。书法成了人们艺术表现个性的天地，魏晋尚韵，唐代尚法，宋代尚意，明代尚态，书法历史的每个片断都被书法家们注入了新的表现状态。
可以说，书法直至魏晋时方被社会所肯定，成为一项高雅的艺术活动。历史上书法家的地位很高，是两晋时期才得以巩固的。而画家则只能称“匠”，与木匠、泥匠等百工同列。书法是高层知识分子的雅事，这是缘于魏晋南北朝时，一批士族家族津津乐道于书法的结果。他们家学相承，在家学中，书法是很突出的内容。自东汉以后的世家大族，都有文化的优势。他们为保持自己的地位，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有一定的势力，更重要的，要保持门风的优美，而门风的优美往往都是要靠家世学业的因袭。书法作为文人士大夫不可缺少的一种最基本的修养，更是士族在家族教育中所重视的一个方面。高门士族重视对子弟的书法教育，结果就产生了许多知名的书法世家。如河东卫家，代表人物有三代举足轻重的人物卫觊、卫瓘、卫恒。王羲之老师卫夫人是卫恒族弟卫展之女，从这个人物中，我们可知当时妇女在家族书法教育中同样得到重视。
又如瑯琊王氏，清朝史家赵翼《陔余丛考》考王家之盛云：“江左之王可谓盛矣，然不持文也，书法亦然。自羲、献之外，先有丞相导、大司马敦、太保宏、太子詹事筠、荆州刺史廙、丹阳尹僧虔、黄门侍郎涣之、会稽内史凝之、豫章太守操之、中书令恬、领军洽、散骑常侍徽之、东海太守慈、特进昙首、卫将军珣、中书令珉，皆以书名。”王家书法自晋至南朝绵延不绝，皆为当时大书家，且为书坛头号人物，至陈时智永和尚为羲之七代孙，保持家风，影响甚巨，初唐大书家大多师从智永。
又如阳夏谢氏，代表人物谢尚、谢奕、谢安，称“三谢之胜”。谢家子弟谢灵运、谢综、谢朓，皆诗书兼擅。
又如吴郡陆氏，陆机、陆云兄弟为代表，其祖父是取了关羽性命，又火烧刘备的陆逊、父亲陆抗，皆一代名将。晋平东吴，两陆兄弟降，张华说：“伐吴之役，获此二俊。”可见对两陆的看重。陆机的《平复帖》是现存最早的纸本真迹。
又如泰山羊氏，晋羊祜为蔡邕外孙，前母又为孔融之女。世系中羊忱、羊欣皆一代书法大家。
其他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瑯琊颜氏（传至唐代有颜真卿）、陈留江氏、兰陵萧氏（出了文人帝王萧道成、萧衍）等，这些是何等人家，他们是左右或影响整个历史的家族，书法可以说是这些家族代代相承的传统，又是其炳耀家族的亮点之一。书法也倚凭这些家族的传承，而一跃成为艺术的最高位置。
二
西晋末年，北方异族突起。五胡乱华，晋政府南渡，定都建康，史称东晋，自此历东晋、宋、齐、梁、陈五朝，南北出现对峙的政治势力，又称南北朝。大批的士族的南下，文化中心开始移至南方。中国书法史流派的大形势逐始于南北朝。南北朝书法的形势是，北以碑盛，南以帖兴。这个成因很简单，南方仍然继承着自汉以来的士族风格，北方则是胡人统治，整个社会缺乏文化传统。北朝刻石是与士大夫书法对峙的民间艺术，南北碑帖之异，与其说是地域不同所造成，毋宁说是思想差异的结果。南方书家多为上层士大夫，儒雅风流，而北方的刻石作者则系民间书匠，故出手即与文人不同。北朝书家，未见于史籍，多籍石刻以传。不同的文化背景，呈现出来的书法风格便迥然相异。
南朝，东晋继续西晋以来的玄学作风，玄学家们探研刚传入中国不久的佛教理论，使玄学清谈及放达的风尚更为普遍与深入。形成了玄、儒、道、释诸家合流，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复杂局面。但这对于文学艺术创作来说，在其艺术情趣和美学境界的追求方面，则以玄学和佛学的影响为大。这一时期，艺术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得以确立，不仅要求表现自我情、志，同时还在形式技巧上力求妍美。故虞龢在《论书表》中提出了“古质而今妍”的精神概括。而“妍美”的美学追求则以“二王”书法为楷模，奉为新书体的领袖。
王羲之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少时随卫夫人学书，后通过其父见前代名迹，改变初学，特别是其叔王廙对他的教导，使他确立了自己书法风格的追求，即“书乃吾自书”的“个性”解放和追求。
这种“妍美”书风的成因是多方面的。王羲之除书法外，在诗文方面有很高的建树，尤其是妍文，其风格恬淡，以达意为重，不事采饰，体兼骈、散，为文学史上的妍文大家。其人个性突出，风流潇洒。少时，太尉郗鉴派人去王家求女婿，王家子弟们个个紧张，唯他坦腹东床，若无其事。郗鉴倒大为赞赏，择其为婿。他才干过人，担任要职。与骠骑将军王述少时齐名，但他看不起王述，这是文人相轻的毛病。王述官比他大，便与他过不去。他便写《告誓文》，辞官不干，东晋人多有此毛病，一睹气便“不为五斗米折腰”，如陶潜悠然于南山。也许是当时文人的一种精神追求，是一种风尚。他辞官后，弋钓山水，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自然与自我相融，进入超脱空灵的境界。再是江南秀丽空灵的山水风光是艺术脱拙成巧、变质为妍的外部环境因素。可以说，王羲之书法妍美风格的形成是诸多主客观因素影响使然。
我们读《兰亭序》全文，是很好认识王羲之其人的。
他“寓目理自陈”。自然作用于自心，自心与自然相悦，相互交融，浑然一体；
他“适我无非新”。生性不肯随俗，感觉敏锐，自我意识鲜明；
他“静明在忘我”。生来爱好天然，痴情书画，乐山悦水，天性诙谐，任情姿性，自我为贵。
这些放旷、达观、忘我的个性形成他风流飘逸的艺术风格。故黄山谷云：“右军书法，如孟子言性、庄周谈自然，纵说横说，无不如意，非复可以常理待之。”周必大说：“晋人风度不凡，于书亦然。右军又晋人之龙虎也。观其锋藏、势逸，如万兵衔枚，申令素定，摧坚陷阵，初不劳力。盖胸中无滞碍，故形于外者乃尔，非但积学可致也。”他们共同道出羲之书法的难以企及处——“天然”。这一境界乃天机流露而成，天机出于情性，法度规矩只是表现技巧，性情才是书法的灵魂。
王献之承羲之风，官至中书令。但他也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有《辞令帖》传世。他幼时勤奋、聪慧，有两个有趣的故事。一是传他七、八岁时，王羲之从其后掣其笔而不脱，王羲之叹道：“此儿书，后当有大名。”后人因此便认为执笔应用力抓紧，这是误解。初学者，对执笔、运笔生疏，必会执得紧，王羲之叹的是儿子学书的认真专注而已。二是传他七、八岁时见一人家新刷白墙，不觉技痒，于上大书一“鹅”字，书罢觉有人疾来，大惊而跑，那人也追，追者实是乃父王羲之。原来王羲之远远见一小孩书此大字颇奇，想知道到底是谁家孩子，于是便有子走父追的一段佳话。
王献书书法成就不逊于乃父，故史称“二王”，尊为书法正统之宗。
三
南朝可谓风流绝代。北朝，五胡乱华，胡人统治着。
大约西晋时，佛教传入。当时思想意识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是儒学与玄学，佛教传入后，佛学与儒学对立，玄学则兼采佛理作清谈之助。这两种思想及其学问皆盛行于汉族士族中，到了十六国，佛学随五胡政权而地位飙升，儒学自保不暇，对外来宗教失去抵抗力。而玄学又随上层士族南迁，佛教在北方大盛。在北朝二百余年间，虽有两次灭佛事件，但它一直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和精神支柱。这在表现艺术方面，则留下了许多反映佛教题材的遗迹。如云风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石窟。石窟中大量佛教雕塑和壁画令人叹为观止，同时发现的大量佛经抄本，形成了体势风格特点鲜明的“写经体”，此外还有摩崖刻经巨制和大量的“造像记”石刻书法。可以说，这个时代表现书法风格的碑、墓志、摩崖、造像记和写经书法是佛教具体或间接影响的结果。
北朝刻石书法之所以兴盛，有三大成因，一是迁葬故土之愿；二是好名之习；三是佛教信仰。北朝碑刻书的特点可以用四字概括，即“厚”（用笔浑厚）、“奇”（结体不合常理，打破平衡）、“茂”（结体饱满、充实）、“朴”（存有隶意，天真自然）。这些风格是民间天真烂漫使然。因为北朝书法依然是群体艺术，还处于“尚用”阶段，故北朝书皆为民间匠人所书，大量的刻石书法没有留下书者名字。唐代窦臬《述书赋》列举自周至唐270名书家，其中南朝145人，北朝仅1人。
四
这里我们将北朝书法作一简述目的是烘托南朝书法的精神世界，这一精神境界以一个字来概括，便是“韵”。一部《世说新语》，“韵”字出现的频律最高。举凡士人“韵”之美枚不胜举。它在人物品评中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竹林七贤、兰亭修禊等逸兴雅集的韵事，是当时最为人仰慕的社交文化表征。
黄庭坚说：“两晋士大夫类能书，笔法皆成就。右军父子拔其萃耳。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大都犹有古人风泽，略可想见。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事。蓄书者以韵观之，当得仿佛。”
请看《世说新语》记王羲之的文字：
“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也。”
“殷中军道右军‘清鉴贵要’。”
“羲之风骨清举也。”
“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龙，矫若惊龙’。”……
这种人格精神和生命情调的提倡与追求，必然有之相应的书艺形式。可以说，王羲之假行书体这种最为适合表现尚韵神采风流的书写形式而横空出世，是两晋南朝哲学、文学、艺术、风俗和声合唱的产物。
正如宗白华先生说：“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綮，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
五
在晋代，两汉经学统治走向崩溃，晋代乃至南朝的精神是哲学的，也是自由的、解放的。高谈老庄，手挥五弦，，志轻轩冕，赏会山川，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人格精神的弘扬，自我价值的发现，这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从此，人发现了自身的价值，是人的觉醒，人的意识从自然中解放了出来。从这个意义说，这一时代又是一个何等伟大的时代。
但历史总是充满着矛盾。历史上一切最耀眼的年代，差不多都是破坏最甚的年代。破坏带来的变化，促使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进行深入的新的思考，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晋人所表现出来的“风流”，于当时来讲，是避世的，甚至是病态的、扭曲的。一部《世说新语》实则上是文人士大夫的“变态”史。这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时代，一方面政治的极端腐朽和黑暗；一方面文化艺术的空前大发展、大繁荣。这种“繁荣”却要时代的“破坏”来作为代价，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难以两全的无奈和遗憾，所幸这个“代价”和“遗憾”为我们留下了无以伦比的精神财富，这就是历史！
有人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比作一个人的一生。说秦汉是横冲直撞的少年，大唐是精力充沛的青年，宋明是成熟而矜持得有点迟钝的壮年，清朝则是年老力衰、顽固不化的老头。我想，书法史也类此。自殷至秦汉，书法是浑沌初开，牙牙学语的孩童时代，晋则是青春年少，充满着生命的律动。唐宋是成熟持重的中年，明代进入更年期，是“老夫聊发少年狂”，清朝是僵化的老年，而至于当今，是不是近乎痴呆的暮年，逐步走向死亡，我就不敢往下想了。而两晋南北朝，却是我心目中最为向往的熠熠灿烂的时代了。



上尊号碑（图）


又名《劝进碑》，与《受禅表》所刻时间、地点均相同，现存河南临颖南繁城镇汉献帝庙中。此碑文字是汉末官制文字的隶书代表作。是东汉晚期成熟的隶书，也是隶书发展末期，极为工整划一，精妙平稳，但无灵和雍荣之态。有向楷书转变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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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禅表碑（图）


三国魏黄初（202年）刻。在河南许昌县，额篆书题“受禅表”。字方正，渐开唐隶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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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 钟繇（图）

钟繇（151－230），字元常，颖川长社人。明帝时受太傅衔，故世称“钟太傅”。其书学曹喜，蔡邕，刘德升等人。能书隶、草、真、行诸体，尤以真书绝世。唐张怀瑾《书断》称他：“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泰汉以来，一人而已。”存世墨迹，最著名的有以王羲之临本翻刻的《宣示表》、《荐季直表》等。《荐季直表》“纸墨奇古，笔法深沉。”《三希堂法贴》以此冠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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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 钟繇 荐季直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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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朗碑（图）


汉末，三国时期是隶书向楷书转变时期，此碑是体现这一转变的典型作品。其书法隶意明显，稚拙古厚。现在一般以为是最初的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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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发神谶碑（图）


三国吴天玺元年(276年)七月立。原碑为幢形。刻于江宁（今南京）天禧寺。此碑文字似篆似隶，厚重雄浑，奇异雄伟，在书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特例。张叔韦说此碑：“雄奇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西汉以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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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发神谶碑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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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皇象 急就章（图）

《急就章》传为皇象书。皇象，字体明，广陵江都人。官至青州刺史。三国吴著名书法家。善八分，小篆，尤善章草。其章草妙入神品。他的草书与曹不兴绘画，严武的围棋等并称“八绝。”《急就章》是古代的识字课本，以皇象写本最早。前人对皇象书法评价甚高，唐张怀瑾曰：“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可见他创造了“相众而形一”的书风，在书法史上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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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 索靖 月仪贴（图）


索靖,(239-303)字幼安，敦煌人。草圣张芝之姊孙。他博通经史，有逸群之量。《月仪贴》是他的代表作。字数逾干，其书法法度森严，锋芒尖锐，骨力非凡。张怀瑾《书断》将索靖书法列入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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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 陆机 平复贴（图）

释文:彦先赢疗恐难平复往 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口男幸为复失前忧耳 口 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恩识 口 量之迈前执所恒有宜 口 称之夏 口 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亭上海市松江人。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善行草书。《平复贴》为写给朋友的一封信，是传世文人中最早的一件。书体为章草。此帖使用秃笔，质朴志健，自然畅达，对书法考古和研究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