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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家的一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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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4 00:28: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转载自http://bbs.military.china.com/js ... =1312408&page=0

儒法之争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能在这样长的时间引起争论,可见持不同意见者为数之众,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这种争论是很有必要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也许正是我们民族历史太悠久了,肩背上到处都是沉重的历史尘垢,以至于举步维艰,进步和改革都不容易。鲁迅更是形象的比喻为“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这种争论的出现,颇有一点百家争鸣的意思。

对于最近出现的争论,我觉得有个误区:持反对意见的人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提出对儒家的质问;持赞成意见的人从个人修养的角度对儒家大加赞颂。双方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争论,以至于南辕北撤,如何能得出结论。儒家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无疑是要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起到很大作用的。所以我更倾向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来对儒家进行探讨。

李白的古诗中有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佛学中也有名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两句话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不过蝎子把他们并列在这里,正好得出一个因果关系:迷信儒家的人,好比“身在庐山中”,而不识其真面目。如果要对儒家思想的社会作用进行讨论,则需要“跳出儒家”这个圈,把儒家与法、墨等学派,甚至西方哲学并列,进行比较,才能得出结论。单纯的以儒论儒,好比在一个桶里“搅浆糊”,是不可能识得庐山之真面目的。

【一】:儒学是产生在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上,用美化过去的黄金空想来对照现实和反对现实。

我在拙文《夺去孔子口中的冷猪肉》一文中,已经论述过孔子的学说有很大部分是在保卫“周礼”这一事实,并指出“儒学”从形成之初就带有违背社会进步发展规律的特性(原文附后)。儒学的核心在于以“仁”释“礼”,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创举,但是“仁”学是建立在四个层面上,即: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仁学”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以至发展到宋明理学时期,王阳明更是极端的“用心来主宰一切”,使王学发展成为宗教禁欲主义。

在同一时期产生的墨、法等学派中,墨家强调创造财富,对“大同”的想象是建立在以“相交利”为基础上的“相兼爱”,这一点,与当今世界各国强调“维护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尤其是美国在“维护其全球利益”上更是作出典范。以孙、老、韩和说为代表的法家,强调政治犹军事,人生乃战场,揭穿一切虚仁假义而益人神智。法家的特点在于对世事人情的周密算计。老子的《道德经》并非是对自然的认识,而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它以高度冷静的理智态度,把军事辩证法提升为“君人面南术”,韩非则在这种非情感的基础上,发展到了冷酷的利己主义,强调如何运用知识。

孔孟之道提出“泛爱众”、“君为轻”的人道民主理想,不像法家思想那样赤裸裸的宣传剥削与压迫、不近功利,强调“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但孔孟之道的弱点正在于此,这种轻视功利,强调道德的伦理主义,一直到近代,仍是阻碍改革社会结构和改变社会意识的消极力量。文革中流产生的所谓“政治挂帅”、“算政治帐”,而不是算经济帐,实际上就是孔孟之道中“何必曰利”的翻版,而知识分子的清高到现在也是随处可见。有的人在惊呼“北大学子在家串糖葫芦”的同时,有没有想过,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外出务工也能赚钱养家?谁规定了北大学子一定要有优厚的就业条件?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本就是自然界恒古不变的法则。

儒学能在中国流传两千余年,主要原因是这两千多年中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而现在的经济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动,融入世界的中国,如果要有力的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权力,便不能希望以“仁”和“礼”来祈求别人对我们的仁慈,这无异于孔子当年在战乱纷争的春秋年代保守不前一般,免不了如小氏族国家的命运。即便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祭孔,也绝不可能抵挡经济变动的势力,不能维护孔子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的。

【二】:儒家的经世观念是开历史的倒车

在以儒学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中,由于具有宗教因素和政治因素,使得“修身”与“治国”相对统一。统治手段依托在君主本人的典范风仪、道德规范之上。儒家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正是儒家“有人治无法治”的根源。现在我们谈到反腐败的时候,也常常引用“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话。两千多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把群体的命运依托于首领们的才和德,在儒家那里,道德就是政治,包括皇权都应该服从于道德,这就是儒家能流传两千多年的历史秘密。但实际上权力是不可能服从于道德的,权力只能用机制来约束。

儒学有一个怪现象:只能保持在在野的学者身上,如果要作为政策施行便弊端百出。尤其在宋明理学中,朱熹更是要把政治化为道德。在朱熹看来,“三代”是不讲功利的,秦汉以下就坏事了。但是“三代”是氏族社会,而秦汉以下则是阶级社会,这种思想就是要从阶级社会返回氏族社会,这对历史来说,恰恰是开倒车,实际上是完全行不通的。不但朱文公,就是后世许多“粹儒”都脱不了这个模式:高谈个人修养,涉及个人修为都是高明之至;一涉及政务,便空洞疏远。曾经掌握朝政东林党人也想复兴朝政,但方法始终不能跳出朱文公的圈子,四年之间就被宦官赶尽杀绝,全军覆没,根源是他们在掌握政权的时候坐失良机,当权之时没有赶快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皇帝身上。

在经济、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模式、行为模式、道德标准改变的时候,不是要再开一次倒车,把道德化为政治,而是要把法律化为政治。儒学至今有它的作用,作用在于它能培育温暖的人际关系和人情味,使国人不至于被冷酷的金钱关系、极端个人主义淹没。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基督教也强调责任心、职业道德和献身精神。区别就在于,基督教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是纯粹的宗教,而儒学的尴尬就在于却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既非宗教,也非政治,显得不伦不类。儒学两千多年以来建立的权威性,难免在有些人心沉淀下极大感情因素和维护力量。但是儒学的本质总是要不经意的把思想和政治链接起来,这才是儒学需要批判的地方。


龙和天蝎     2006.2.2


附拙文:《夺去孔子口中的冷猪肉》

五四运动过去86年了。五四运动的本质有两点,一是新文化启蒙运动;二是爱国学生运动。这一运动在文化上的功绩,主要第一次全面、猛烈的抨击了孔子和传统的儒家道德学说。86年后的今天,孔老二又端坐在宗庙里享受冷猪肉。有的人也发出“鹰儒与腐儒分水岭”的说法。但蝎子始终认为,儒学从一开始就是违背历史进步的规律的。

一、【没落贵族的挣扎·儒学之初】

“周礼”并不是平常意义的礼节、礼仪。“周礼”是在周朝初确定的一套典章、制度、规矩和仪节。周礼的基本特征,是晚期氏族统治阶级对原始巫术礼仪和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是一套宗法制的统治体系。

孔子的学说有很大部分是在保卫“周礼”。《论语》中多次提到“礼”,明确的表现出孔子对“礼”的竭力维护。在春秋时代,众多的氏族小国家不断的被吞并或消灭,许多氏族贵族保不住传统的世袭地位,不断贫困。而部分氏族贵族则抛弃陈规,以土地私有和经营商业为基础,成为新兴阶级,迅速富裕壮大。新兴阶级有了经济实力的支撑,在政治上要求夺权,在军事上要求兼并侵吞,终于造成氏族部落联盟——周的彻底崩溃。孔子明确的反对新兴阶级赤裸裸的压迫剥削和战争主张。《论语·子张》中说到:“民散久矣”,意思是说:自由民离开世代相沿的公社共同体很长时间了。表现出孔子对“礼坏乐崩”的痛心疾首。
 楼主| 发表于 2006-2-4 00:28:43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历史的长河中,战争经常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新兴阶级以财富为实力,要求“以耕战为本”,以君主集权代替氏族贵族的统治,使国家制度从早期的宗法制走向地域国家制,是历史的必然。在春秋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孔子明确的站在保守、落后的一方,反映出当时很大一部分没落贵族的生存状态。历史越是前进,批评者越是喜欢用美化过去的黄金空想来对照现实和反对现实。孔子之时感叹“天下无道”,孟子则是猛烈抨击它。孔子的典范人物是周公,孟子则口口声声不离尧、舜、文王。孟子对“仁政王道”是这样解释:“因为看见牛将被宰杀而心有不忍,这种同情心只要推于百姓,就是仁政王道了。”尽管孔子东奔西走,周游列国,想要恢复周礼,却依然四处碰壁,无力挽回氏族贵族被财富打败,走向没落的命运。

儒学也在不断的发展中。孔子虽然一再责备管仲,但是同时也对管仲的变法图强称道:“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表现出孔子对管仲外在事功的赞赏态度。孟子、荀子都尽量的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在秦汉时期,出现了“新儒”的说法,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自觉的企图综合百家,统一思想。在《吕氏春秋·执一》中论述道:“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有一执,所以博之也。”就是明确要求结束百家的争论,取得思想的统一,以便于施政的统一。

汉初以“黄老学说”为代表的道法家(黄老学说即孙子、老子、韩非子合一)盛极一时,并巧妙的渗透在儒家思想里,借“儒”的“壳”行统治之实。《吕氏春秋·劝学》中“先王之教,莫荣于显,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荣显,人子人臣所甚愿也”。从表面上看,它和原始儒学相似都在讲“忠孝”,但实际上有很大区别。这个区别有两点:1、原始儒学从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和巩固宗法纽带立论,《吕氏春秋》从统一帝国和专制君主的统治秩序立论;2、原始儒学建立在氏族成员的血缘关系上,具有伦理感情。《吕氏春秋》要求服务于皇家统治的政治目的,渗透法家的精神。

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儒学以生俱来的落后性却被法家巧妙利用,来了个“借尸还魂”。

二、【扼杀进步·宋明理学】

如果说儒学在孔子时代还有一些“经世致用”理念,那么发展到宋明理学则完全是“空谈心性”了。宋明理学的三大代表:张载、朱熹、王阳明分别是宋明理学奠基、成熟和瓦解时期的代表人物。《中庸》和《大学》则是宋明理学的根本经典。强调“修身”、“治平”“慎??理论,追求外在事业功利则是错误的行为。因而曾子式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禁欲主义大肆横行。

宋明理学家的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其提出的理论:小程积极参与党争,有洛党之称;朱熹也大谈政治,颇微注意时务;而王阳明本人也有赫赫的功绩。翻开这些人的著作如《朱子语录》,可以十分清楚的看见他们所讲的“学”、所授的“业”,主要是内省修身,而极少有经世致用的探讨和研究。王阳明更是提倡“用心来主宰一切”,明显成为一种宗教性的修养和体验。但正是这种表里不一,导致了后来的儒生“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逐渐脱离现实和实际事务。由于鄙弃事功,脱离现实,空谈心性,满足于心灵修养的所谓境界,结果一遇危难,便束手无策,只好以“一死”来表达平日的修养。中国在宋朝以后,道德要求压倒了一切,少问甚至不问行政才能和政绩如何,日益丧失本来就不高的行政效能,而这正是理学带来的后果。

春秋战国的商鞅、管仲等人在儒家的规范中属于“不仁之人”;汉代许多不符合儒学标准的“酷吏”英雄;唐代也有许多名臣贤相,如李沁、刘宴等,他们也都名重一时。这些人的成功并不是修身养性的结果,所以在理学家的眼中,他们不属于“异端”就是“霸道”。或多或少被贬斥。但在宋朝以后,也就没有秦、汉、唐时期的显赫功绩,连名相都少有。范仲淹昙花一现,王安石没有成功。明代张居正被儒家排斥,骂其为法家。这就是理学“崇礼仪、尊经术,欲复二帝三王”,以“修身、齐家”来指导“平天下”的后果。

宋明理学统治的数百年,书写了一部广大民众被荼毒的血泪史。“三纲五常”的观念在这一时期被重新树立并巩固。理学家无一列外的用等级森严、禁欲主义等等封建规范对人进行全面压制。翻阅刘宗周的《人类谱记》,理学家的愚昧、迂腐和残忍触目惊心。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曾使多少妇女孤灯挑尽未能眠,如今各地都有贞节牌坊、烈女牌坊,无一不是扼杀妇女的罪证。在“五四运动”时期,连女子剪发、男女同校都是经过长期斗争得来的。记得有一篇《我的剪发经历》,记载了一个成都女子,因为自己剪发,其母亲大哭大闹,几乎要“辞别神灵,自杀去了”。

扣帽子也是宋明理学扼杀进步思想的一个主要手段,大凡有志于改革进步的人,被扣上一顶“名教罪人”的帽子。直到今天这个历时千年的幽灵还常常改头换面,在世还魂。“发乎情止乎礼”,使人的感情长期处于自我压抑状态,不能充分痛快的倾泻出来,似乎是民族性格的长处,但逆来顺受、“张公百忍”等等,则是地地道道的奴隶性格。

虽然这些并不能直接归罪于孔子,但确实和孔学结构有关。所以鲁迅经常把矛头指向孔老二。鲁迅伟大的功绩之一,便是尖锐的批判“国民性”问题。他假借批判阿Q,揭露和斥责种种麻木不仁、封闭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满足贫困、反对空谈“精神文明”等等。

三、【“斗”的人生观·毛泽东】

贵我,勇斗。是毛泽东的特征。“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便是青年时期毛泽东的人生观。青年毛泽东没有简单的抨击儒学,他是彻彻底底“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

《伦理学原理》中有一段话“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毛泽东对这段话的评价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毛泽东对动乱、差异、对立、冲突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强调斗争不息。在这样的思想下,毛泽东的自我修养与儒家大不一样。他强调体能上的锻炼,反对“空谈心性”。《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著作,毛泽东说道:“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在他1920年给罗荣熙的信中又说道:“我现在很想做工,颇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门用体力去做工就好了”。无一不显示出对自身的刻意锤炼。无独有偶,谭嗣同在仁学理念中也着重体魄活动,并尚武。

在理念上,毛泽东强调现在,反对追思过去和幻想未来。指出要使理想变为现实,必须重视经验、重视实际、重视行动。一反儒家清谈之风,并指出“人最基本的要求是吃饱穿暖”。正是这样实事求是的看待百姓的基本需求,毛泽东才比其他任何人物都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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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5 09:34:30 | 显示全部楼层
遇到过很多成功人士,在事业的辉煌期他们信奉儒家精神。但是遇到挫折他们就改信道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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