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错读——三国身世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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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袁家来说，公元186年是个非常特别的年份。这一年是袁安出任司空的100周年，也是袁家“四世三公”的开始。这个家族连续担任宰相，居然已经达到了一个世纪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不过在公元186年，袁家成员却没有一个当三公的，而且直到灵帝驾崩为止都如此。这倒不是因为灵帝不再信任袁家成员了，正相反，他授予了他们以实在的军权：袁隗为后将军，袁绍为虎贲中郎将，与何进、何苗兄弟共同掌管洛阳防务。在此之前，袁家还从未如此接近过军队呢。
　　灵帝当然有必要加强洛阳防务，因为黑山等农民武装的活动区域与洛阳只有一条黄河之隔。但与朝廷直接对抗的黄巾军不同，这些人“反贪官不反皇帝”，头上不戴黄巾，不准备颠覆东汉政权，时刻准备接受招安。很快，杨凤就获得了朝廷赐予的“黑山校尉”一职，还有权力“举孝廉”。于是，张飞燕(张燕)等许多农民武装的首领摇身一变，堂而皇之地当起地方官来了。
　　杨凤、张燕等农民武装领袖接受招安之后，灵帝的心情舒畅了许多，又开始寻求能够激发想象力的新领域，而这次竟然是科技。在公元186年，他和宦官们发明了形如天禄(一种传说中的西域独角兽，形似鹿 )和虾蟆(癞蛤蟆)的自动喷泉，以便向宫中输水；为了不再让百姓受泼水洒道之苦，他们又发明了“翻车”(龙骨车)和“渴乌”(一种利用压缩气体吸水的管状水泵)，使之成为一套自动洒水机。此外，他还仿照秦始皇，铸造大批巨型铜人和铜钟，并颁布了新货币——四出文钱。
　　灵帝时期的这些发明成果，与东汉时期的科技兴盛背景息息相关。在战国和北宋之间，东汉可以说是中国科技发展最快的时期，以造纸术为首的众多发明创新对人类生活的贡献至今犹存，对当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所有这些进步都难以挽回东汉帝国的衰亡趋势。它不可能战胜瘟疫，难以解决民间宗教问题，更无法主持调解罗马与波斯之间的纠纷，以便重新繁荣丝绸之路。它根本没有进步到那个程度，因此只能成为时代大潮的牺牲品。
　　汉灵帝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是一个罕见的金融天才，热心参与科技发明创新，鼓励文艺和商业活动，积极推动国际交流，性格开朗，精力旺盛，思维活跃，博学多能。在中国历代皇帝里，极少有人能将这些优点集于一身。然而，灵帝无法领导中国实现工业革命，迈向资本主义社会。正相反，他的全新治国理念触怒了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地主，甚至很多军人、农民和商贩，因此注定要成为史书中的反面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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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末代禁军：西园八校尉的组建
　　凉州军阀的持续进攻鼓舞了四方的不安分者，东汉帝国境内狼烟四起。“西园八校尉”成为灵帝最后的救命稻草，袁家当仁不让的占据了其中的两个高位。
　　
　　公元187年三月，河南尹何苗在一场镇压荥阳反XX武装的战斗中获胜，被灵帝拜为车骑将军，而空出来的河南尹之位便封给了袁术。河南尹管辖洛阳、河南、荥阳、偃师、原武、阳武、中牟、开封、成皋、新郑等21县，地位大约相当于明清时期的直隶巡抚。
　　当何苗与袁术走马上任之时，朝廷也从西北前线收到了令人不安的新情报。一年来，韩遂已经设计杀了北宫伯玉、李文侯等人，完全兼并了他们的部下。汉阳人王国也自称“合众将军”，与陇西太守李相如联合起兵，又与边章、韩遂、闫忠等人结盟，声势大振，凉州震动。凉州刺史耿鄙闻报，决定在两路叛军尚未会师之前，各个击破，于是起兵讨伐。
　　耿家出自光武中兴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耿弇，世代为东汉的西北边防名将。直至公元218年，耿纪计划推翻曹操失败，曹操于是将耿家满门抄斩。耿鄙在各种史籍中的事迹虽不清晰，但应当是耿弇的后裔。耿鄙年轻气盛，为人鲁莽，信任奸吏程球，剥削百姓，引起汉、羌各族的反感，王国、李相如的造反就因此而起。
　　出兵之前，汉阳太守傅燮劝耿鄙不要轻举妄动，耿鄙不听，在民间招募有勇力的壮士参军，于是有个叫马腾的伐木工报名。马腾自称是马援的后裔，其父马子硕娶羌女，生下马腾，所以马腾有一半羌族血统，面鼻雄异，身材高大。耿鄙对马腾十分欣赏，任命他为别驾从事，相当于秘书长。
　　四月，耿鄙军行至狄道，与敌军相遇，前锋战败，军心不稳。马腾借此机会造反，先杀程球，后害耿鄙，控制住其余的部队，与边章、韩遂、王国讲和。 韩遂大喜，与马腾结为异姓兄弟，随后和王国联军进围汉阳郡，杀害傅燮，凉州全境再次沦陷。叛军顺势东进，兵锋再次逼近渭河流域。
　　 听说西北叛军再次威胁长安，东汉军队正疲于奔命，张纯和张举于是在六月份联合乌桓人举兵造反，攻杀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杨终、护乌桓校尉公綦稠等。张举自称天子，张纯自称“弥天将军、安定王”，宣布汉朝已灭，建立新皇朝的任务应该归张家所有(这两人与张角同姓)，诏令天下各州郡投降，汉灵帝立即退位，公卿百官北上奉迎。百姓纷纷投奔二张，一月之内发展至十余万众。在二张的指使下，乌桓峭王苏仆延、丘力居等酋长率领步骑五万，侵入青、徐、幽、冀四州，攻破清河、平原各郡，杀害忠于汉朝的官民。涿县令公孙瓒与老同学刘备合力迎战二张，互有胜负。
　　北方已经大乱，南方也动荡起来。在荆州南部，长沙人区星、桂阳人郭石、零陵人周朝、观鹄相继起兵，围攻郡县，被长沙太守孙坚各个击破。在长江下游，庐江郡也遭到反汉武装的围攻，太守向孙坚求救。孙坚的部下认为，离开长沙郡，援助零陵、桂阳两郡，就已经背离了地方官员的本分，救援扬州的庐江郡更触犯国法，绝对不可。孙坚回答：“本太守只会打仗，不懂文官的事务。”于是率兵赶走庐江敌军，因这些功绩被封为乌程侯。

　　十一月，一直尸位素餐的太尉崔烈因为长期生病而辞职，大司农曹嵩捐钱1亿，于是顶替了太尉之职。虽然国库得了这么一大笔钱，但由于四面八方都在打仗，资金仍然不够，灵帝于是继卖官之后，又开始鬻爵，标价500万出售关内侯。其实，500万是桓帝时期出售关内侯的旧价格，在灵帝时期已经不算多，他心爱的那4匹白驴还值800万呢。
　　十二月，在边章、韩遂、马腾、王国、宋建等人的鼓动下，长期盘踞河西走廊和陕北高原的休著屠各胡终于也起兵叛乱。这些北匈奴的后裔与突厥人的祖先于公元188年正月渡过黄河，攻陷并州西河郡，杀死太守邢纪。次月，太平道信徒郭泰、胡才、李乐、韩暹等人在西河郡白波谷起兵，号称“白波军”，与休著屠各酋长白马铜结盟，围攻附近的太原、河东各郡。三月，休著屠各与白波联军攻陷太原，杀死并州刺史张懿，尔后又袭击在并州北部定居的南匈奴，杀死南单于羌渠，改立须卜骨都侯为南单于。羌渠的两个儿子于扶罗、呼厨泉兄弟率数千骑兵冲出包围圈，南下向东汉XX请求救援，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四月，袁家的故乡汝南也骚动起来，因为黄巾军又出现了。同月，太尉曹嵩辞职，和小儿子曹德及家人返回故乡谯县隐居。今生今世，他们将再也看不到洛阳的风景。
　　夏季，东汉帝国最后一个还算太平的州——益州也发生了大暴动：黄巾首领马相攻杀益州刺史郤俭(蜀汉大臣郤正的祖父 )等官员，自称天子。六月，益州从事贾龙在犍为东界战胜黄巾军，杀死马相，但益州的局势仍然一片混乱。
　　一年之内，凉州刺史耿鄙、并州刺史张懿、益州刺史郗俭都被暴动者杀死，东汉XX惶惶不安。太常刘焉乘机上奏，说刺史屡遭杀害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特别是缺乏兵权，不能弹压暴乱，容易导致事态恶化。因此，刘焉建议恢复汉成帝在公元前8年的政治改革措施，用州牧取代州刺史，请朝廷慎选清廉能干的重臣担任。刘焉自己希望能够当交州牧，因为交州当时较为平静，而且有南越王赵佗在秦末汉初独立的先例，具备发展的潜力。侍中董扶精通图谶，又与刘焉有私交，便偷偷对他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刘焉本来就想乘天下大乱之机，割据一方，相信了董扶的话，改求出任益州牧。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封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董扶为蜀郡属国都尉，前往益州平乱。后来的蜀臣吴壹、吕乂等人的家族，都是在此时随刘焉入益州的。这一改革令地方官员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为此后三百年内中国的分裂局面做了制度上的铺垫。唐朝，州牧制度以节度使的名义再次复活，又导致了安史之乱后三百年诸侯割据的乱世。
　　在前往益州的途中，刘焉路过汉中郡，遇见了五斗米道教主张鲁。原来，张鲁的父亲张衡一度呼应张角，起兵反汉，但战败而死，余部便受张鲁管辖。张鲁当时年少，其母亲也还年轻貌美。刘焉与这个寡妇一见钟情，于是纳她为情妇，又封张鲁为督义司马。汉中太守苏固与刘焉有矛盾，刘焉入蜀后，便派张鲁与别部司马张修攻灭苏固。尔后，在刘焉的教唆下，张鲁又袭杀张修，完全控制了汉中。刘焉于是上奏朝廷，说经汉中通往长安的道路被五斗米道暴徒占据，益州与中原交通断绝。从此，他不再向朝廷纳税，在益州镇压异己，培植亲信，建立事实上的独立王国，为后来刘备父子的蜀汉江山打下了牢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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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走刘焉之后，灵帝见天下大乱，韩遂、马腾、王国联军由西而来，休著屠各与白波联军由北而下，张燕等人率领的黑山等并州武装近在河内郡，与洛阳仅有一条黄河之遥，于是决定进一步加强首都的防务。他首先招降黑山军，封张燕为平难中郎将、兼领河北诸山谷事；又任命朱儁为河内太守，作为洛阳北方的屏障。
　　八月，为了防备西北叛军，保卫自己主要居住地“西园”的安全，灵帝设立了著名的“西园八校尉”。汉朝首都设有东、西两园，西园事生，东园事死，与皇宫各司其职。皇宫是皇帝办公的地方，如北京的紫禁城；西园是皇帝休息的地方，如颐和园；东园则是准备丧葬事务的地方，负责制造和存放棺椁、离服、金缕、银镂、黄肠、玉柙、黄绵、缇缯、画馆、衣衾、朱寿器、什物等葬具和明器，合称“东园秘器”。后世如果有谁将自家的花园起名叫“东园”，是要被具备汉代历史文化知识的人大加嘲笑的。
　　按照地位高低顺序，“西园八校尉”的具体名单如下：上军校尉蹇硕、中军校尉袁绍 、下军校尉鲍鸿、左军校尉淳于琼、右军校尉夏牟、典军校尉曹操、助军校尉赵融、冯芳。蹇硕是个太监，人如其名，身体壮健，会武艺。灵帝信任蹇硕，封其为上军校尉，不仅是西园禁卫军的元帅，而且也监督司隶校尉以下的全体京官。曹操以往未曾出任过如此重要的军职，非常兴奋，感觉终于可以建功立业了。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朝廷封他为典军校尉，负责防御关西叛军，此后他便期待着有朝一日升任征西将军，立功封侯，死后便可以在墓碑上刻下这样的文字：“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 后来，夏侯渊在曹操手下历任典军校尉与征西将军两职，可见两人之间非同凡响的亲密关系，更可见曹操对夏侯渊何等器重。
　　看到儿媳何家的兵权越来越大，灵帝的生母董太后有些坐不住了。在“西园八校尉”上任后不久，她就让灵帝封自己的侄子、卫尉董重为骠骑将军，统领禁卫军千余人，又封董卓的弟弟董旻为奉车都尉。同日，光禄勋刘弘升任司空，尚书令刘虞接任光禄勋，袁术也接任了袁绍空出来的虎贲中郎将一职。这样，刘虞成为袁绍的老同事，袁术又当了刘虞的下级(刘虞当尚书令时，袁术也是他手下的尚书)，袁家在禁卫军中的势力越来越大。
　　九月，饿急了的南匈奴王子于扶罗与白波军、黑山军结盟，攻打河内郡，希望能抢到点食物果腹。但他们的实力有限，结果反而被朱儁的家丁打得大败，只好先逃到河东郡，随后跑进太行山区里当土匪了。同月，灵帝遣中郎将孟益率骑都尉公孙瓒讨伐张举、张纯。
　　十月，灵帝自称“无上将军”，建造平乐观阅军，赏赐禁卫部队，随后又召见与光禄勋刘虞、中军校尉袁绍一同掌管禁兵 的讨虏校尉盖勋，问他天下造反的原因，盖勋说是幸臣子弟导致的。灵帝又问盖勋对军事演习的看法，盖勋回答：“臣听说‘先王燿德不观兵’ 。现在敌人在远方，陛下却在近处演习，恐怕不会产生威慑力，顶多算是黩武。”又提了几条建议，灵帝都称善。盖勋大喜，出宫找刘虞、袁绍，对他们说：“我看皇上非常聪明，只是被宦官蒙蔽了。我们大家一起消灭这些坏人，然后提拔英俊，复兴汉室，功成身退，岂不快活？”刘虞、袁绍早有此心，于是跟盖勋合谋，准备说服何进诛讨宦官。
　　
　　其实，以上军校尉蹇硕为首的宦官早就注意到刘虞、袁绍、盖勋这些人了。于是，他们勾结司隶校尉张温，推荐盖勋为京兆尹，到关中辅佐皇甫嵩、董卓讨边章、韩遂、王国，又改任刘虞为主管礼仪的宗正，虽说是九卿级别的平调，但却丧失了全部军权。只有袁绍家族势力盘根错节，蹇硕暂时不敢动，于是先拿其副手——下军校尉鲍鸿开刀。十一月，鲍鸿受命讨伐汝南黄巾军，作战不利，因此被逮捕，死在监狱里。鲍鸿可能与当时在禁卫军中当骑都尉的鲍信有亲戚关系，鲍信后来对袁绍有成见，两度劝曹操离开袁绍，根源可能就是此事。
　　接下来，蹇硕还想除去何进与袁绍，便与诸常侍共同向灵帝进言，说皇甫嵩与董卓的实力只够对付王国，请求派何进西征边章、韩遂。这样，一旦何进不能取胜，便应当受到惩处；如果何进获胜，消灭了口口声声说要诛灭宦官的边章、韩遂，对蹇硕和十常侍也是好事。看上去，这个计划如果能够付诸实施，无论事态怎样发展，都对宦官有利。但由于他们总想把本方利益最大化，逼人太甚，结果反而迫使何进集团与凉州军阀联合起来，把自己彻底消灭。
　　
　　听了宦官的建议，灵帝欣然同意，赐给何进象征全国军队最高统帅的斧钺(与后世的尚方宝剑具有同样的含意)，以及兵车100乘、虎贲100人的荣誉，命其西征。何进猜出了蹇硕的意图，于是声称自己兵力不足，派袁绍等人东讨徐、兖二州黄巾，并到中原各地募兵，等他们回来再一同出征，以便拖延时间。袁绍当然明白自己应该干什么，离开洛阳之后便四处闲逛，不寻黄巾主力决战，也不认真募兵。
　　
　　公元188年底，右将军皇甫嵩、前将军董卓各率2万人出长安，很快听说王国正在包围关中的西方门户陈仓。董卓要求立即前往援助，皇甫嵩认为陈仓城小而坚固，王国的军队很难迅速打下来，正好用以令叛军疲惫，所以拒绝了董卓的意见。王国包围陈仓80余日，果然无法攻陷，于次年(公元189年)二月解围撤走。皇甫嵩率兵追击，斩首万余，王国受伤而死。公元228年，诸葛亮亲率数万军队围攻陈仓，魏将郝昭率千余人守城20余日，诸葛亮不能攻克，又听说魏将张郃率3万人来救，赶紧解围撤走，应当是吸取了王国的历史教训。
　　
　　与皇甫嵩战胜王国同时，北方战场上又传来捷报：孟益、公孙瓒、邹靖、刘备大破张举、张纯叛军于石门。灵帝大喜，拜公孙瓒为中郎将，封都亭侯，又拜刘备为中山安喜尉。但不久以后，公孙瓒孤军冒进，被丘力居包围在辽西管子城，2百余日无法突围，箭尽粮绝，部下大部分战死。刘备也在野战中受伤，靠装死才得以逃命。刘备到中山安喜上任不久，因为听说将被革职，怒而鞭打督邮，弃官出走，与别部司马关羽、张飞、同乡简雍等人前往洛阳，投奔时任尚书的老师卢植。 不久之后，灵帝又封宗正刘虞为幽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议郎贾琮为冀州刺史，出镇各州。
　　
　　三月，刘虞抵达幽州，与乌桓人讲和，晓以利害。刘虞曾经当过幽州刺史，丘力居等乌桓酋长素闻其名，纷纷请和。刘虞于是解散边境屯兵，建立非军事化地带，以向乌桓人显示诚意，只留公孙瓒率步骑1万驻扎在右北平。公孙瓒志在消灭乌桓，对这种安排很有意见。张纯失去了乌桓人的援助，只得北上投奔鲜卑，但在半路上被部下杀死，幽州于是平定。
　　
　　改置州牧后不到半年，帝国境内的各大反XX武装便相继被镇压了下去，洛阳的朝廷一片喜气洋洋，好像东汉的中兴指日可待了。这些缺乏先见之明的人肯定忘记了孔老夫子的古训：“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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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一石二鸟：与宦官同归于尽的何进
　　弥留之际的灵帝仍不安分，遗命立次子董侯为帝。为了皇帝也为了自己，董太后和宦官们被迫与何氏兄妹摊牌。被袁绍洗了脑的何进积极准备诛杀宦官。可就在他热切盼望袁家亲军解救自己的时候，却绝望的发现：自己才是袁绍要除掉的最大敌人。
　　
　　公元189年四月丙午日(儒略历公元189年5月3日)，中国北方又观测到不祥的日环食。为了“禳灾”，太尉马日磾被罢免，而刚刚消灭张纯叛军的刘虞则在幽州驻地被拜为太尉。
　　日食过后10天，汉灵帝刘宏在重建不久的南宫嘉德殿驾崩，享年34虚岁。灵帝弥留之际，何进与袁隗都不在场。灵帝于是召来上军校尉蹇硕，对他说：“朕这两个儿子，史侯(刘辩)轻佻无威仪，不适合当天下之主；董侯(刘协)虽然年纪还小，但聪明仁孝，比史侯要强得多，朕希望让他继承皇位。但史侯是皇后的儿子，有皇后、大将军和车骑将军三兄妹的支持，难以动摇。你现在手握重兵，当体会朕的意思，为天下拥立董侯。何家兄妹若是不服，便可相机除去。”说完这番话，灵帝就咽气了。
　　蹇硕受了遗诏，又与董太后商量，决定立即在宫中安置埋伏，随后召何进兄弟进宫，将他们当场杀掉，然后囚禁何皇后和刘辩，拥立刘协为帝。当时袁绍尚未返回洛阳，何进惊闻灵帝驾崩，立即来到皇宫。蹇硕的司马潘隐与何进有交情，在门口死盯着他看。何进发觉事情不对，赶紧骑马回军营，称病不入宫，随后又率兵到宫外示威，蹇硕与董太后的计划于是破产。2天之后，时年17虚岁的刘辩即皇帝位，史称汉少帝。
　　为了能让少帝登基合法化，袁绍及其友人在社会上长期宣传刘辩不是灵帝的亲生子，可谓煞费苦心。 有趣的是，后来就连董卓都承认这一点，在废刘辩，立刘协之前对袁绍说“刘氏种不足复遗。”。
　　正如灵帝担心的那样，少帝虽然几乎已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性格软弱，凡事都得听母亲和舅舅的，何皇后被尊为太后，临朝听政，又封少帝的弟弟刘协(董侯)为勃海王。
　　为了巩固何、袁两家的联系，汉少帝即位后4日，何家兄妹以少帝的名义下诏，以“三统”理论为基石，说：“夫天、地、人道，必须辅佐，以昭其功。后将军袁隗德量宽重，奕世忠恪，今以隗为太傅，录尚书事。” 于是，袁家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越“三公”，担任了“上公”。不仅如此，袁隗还“录尚书事”，握有实权，成为名副其实的首相。何进与何太后这样安排，就是让袁家主管文事，何家主管武事，袁绍在袁隗与何进之间协调，刚柔并济，两全其美。虚君位，两分权，袁与何，共天下，这有点像周成王在位初期的“周召共和”。
　　何进拥立少帝之后，腾出手来，就想干掉企图杀害自己的蹇硕。袁绍作为被宦官党锢了16年的党人领袖，自然乐意促成此事，就与一些门客联合劝何进说：“宦官与董太后祸乱国家多年，大将军理应将其除去。对方现在一心要杀害您，您就在兵营里好好待着，千万不要进宫。最好再派个可靠的人，带禁卫军到宫里负责保卫。”何进表示同意，连灵帝的葬礼都不参加，又派虎贲中郎将袁术率领200名精兵，到宫中代替宦官值勤。这时，蹇硕也给中常侍赵忠、宋典、郭胜(《后汉纪》作“郭脉”)等人写信说：“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又与天下党人阴谋杀害先帝左右，消灭宦官。只是因为我蹇硕统领禁兵，他们还犹豫不决。现在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捕杀何进一党，除私仇以辅国家。但我虽有此计划，如果你们不合作的话，事情想成功也很难。”郭胜是何进的同乡，年纪比何进大，多年来一直照顾何家，视之为亲戚，于是劝赵忠、宋典将蹇硕的信交给何进。在这件事上，何进的亲家——张让应该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何进得报大喜，命令黄门令逮捕蹇硕。于是，蹇硕稀里糊涂地死于宦官同事之手，他的兵马都落入何进手中，分由吴匡、张璋、张杨等部将统领。
　　蹇硕死后，董太后与何太后这对婆媳已经势不两立。董太后见何太后专权，一怒之下，当面威胁对方说：“你现在如此嚣张，就是仗着你哥哥吧？我让骠骑将军斩何进头来，如同反手！” 何太后将这话告诉了何进，何进、袁隗、何苗与三公于是联合上奏，请董太后回清河老家安度晚年，并免去董重的骠骑将军职务。当晚，何进、袁绍便发兵包围骠骑将军府，董重措手不及，只得自杀，董太后随即也突然死亡，百姓都说是何太后干的，应该没错。同月，勃海王刘协(董侯)改封为陈留王。
　　董太后与董重虽死，但董家还有一个人手握重兵，令何家畏惮。不用说，这个人就是董卓。战胜王国后的半年之内，朝廷多次召董卓回京，要给他加官进爵。董卓知道，一旦失去兵权，自己的性命就危在旦夕，于是借口部下不放自己走，继续呆在凉州，何进等人为此十分忧虑。董太后与董重死后，削去董卓的兵权便成为当务之急。朝廷明白董卓不肯回京，就装作不知道他与董太后一家的亲戚关系，并不处分他的弟弟董旻；同时，又以讨伐南匈奴王子于扶罗为名，拜董卓为并州牧(《后汉纪》作“并州刺史”)，让他把部队交给皇甫嵩。董卓上奏说，部下都渴望跟自己走。皇甫嵩的族子皇甫郦劝皇甫嵩以抗诏为名，讨伐董卓，兼并他的部队。皇甫嵩不同意，因为他和董卓并无根本性矛盾。于是，董卓亲自率领5千精锐骑兵渡过河津，进驻临近并州的河东郡，准备见机行事。
　　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怪事层出不穷。最奇怪的是，作为何进的左膀右臂，袁绍多次劝何进把董卓等人率领的外地部队召进洛阳，以便消灭宦官。但在蹇硕与董重死后，阉党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兵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仅仅袁绍、袁术、吴匡、张璋几个人麾下的部队就足以杀光宦官了。因此，很多人表示反对，其中就包括董卓的老同事——尚书卢植，以及袁绍后来的秘书——主簿陈琳，还有侍御史郑泰。这几个人都劝何进不要召外地兵马，特别是不要召董卓进京，因为一旦大军入城，谁的战斗力强，谁就是朝廷上的霸主。自从张奂、董卓在21年前镇压陈蕃、窦武政变开始，洛阳禁卫军就一直害怕凉州军。更何况，因为董太后与董重之死，何家已经成了董卓不共戴天的仇人，何进去找董卓帮忙，无异于与虎谋皮。
　　在王沈《魏书》中，还记载了曹操对此事发表的一段评论：“宦官古今都应该有，但皇上不应该给他们太多的权力。治他们的罪之时，杀掉首恶便可，那样一个狱吏就足够了，何必召外将入京？要想把他们全部杀死，事情一定会暴露，我已经预见到了失败。”《魏书》的立场极度偏袒曹魏，如曹操的族源、甄后之死等等，都违背史实，可信度不高。然而，曹操说这番话也在情理之中。在蹇硕与董重死后，何进若想消灭宦官，根本无需召外地部队进京就可以做到，明眼人一看便知。既然如此，那么身为何进主要谋士的袁绍为什么还坚持请求何进这样做呢？
　　答案只能有一个，无论它听上去多么匪夷所思：袁绍劝何进召董卓等外地将领率军来洛阳，主要目的根本就不是消灭宦官，而是消灭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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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袁绍也希望消灭宦官，为党人报仇。但是，他的“本初”目的在于夺取天下，建立土德的袁氏皇朝。于是，一直对他言听计从的大将军何进，就反而成了他的眼中钉。对于袁绍来说，最好的结局是让何进一家与宦官同归于尽。接下来，在太傅袁隗和袁绍的领导下，袁氏故吏与党人们便可以掌握整个东汉帝国的军政大权，进而逼迫汉少帝禅让给袁家。而在袁氏故吏之中，最富军事经验、兵力最强、对何氏兄妹执政最不满的就是董卓，因而袁绍选择了召董卓入京。如果何进同意召董卓来，那么袁绍就先与董卓联合，协助何进铲除宦官，再指使董卓消灭他的仇敌何进全家；如果何进拒绝召董卓等部队来，那袁绍就先诱使宦官杀掉何进，再以此为名，与董卓铲除宦官。无论怎样，袁绍看来都稳操胜券，而不幸的何进则只有死路一条了。
　　当然，这个阴谋计划的成功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董卓等将领必须忠于袁隗和袁绍。袁绍此时并没有理由怀疑董卓的忠诚度，因为董卓曾经是袁隗的幕僚，又是袁逢、袁隗生前好友段颎发现的人才，目前还遭到何家兄妹的怀疑(甚至迫害)。忠诚地追随袁家，似乎是董卓唯一的出路。
　　另一个有可能给袁绍制造麻烦的，是他的“总经理”何颙。何颙与何进同郡、同姓，所以很可能是亲戚。但何颙还有一个身份——党人。反对何进召董卓等外兵进京的卢植、陈琳、郑泰、曹操4人都不是党人，没有受过党锢之苦，对宦官的仇恨不太深，所以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问题。何颙则是一个被禁锢了16年的老牌党人，对宦官的仇恨完全蒙蔽了他的双眼。自从袁绍在公元171年结束“六年之丧”，返回洛阳，与何颙等人组建旨在消灭宦官，为党人报仇的“本初俱乐部”以来，已经过去了18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在18年后，何颙急于报仇的心理使他没有看出袁绍的真正用意。直到何进死后，何颙仍然一如既往地忠于袁绍，并且最终可悲地为此献出了生命。
　　至于袁绍本人，也并非没有为这个计划付出代价。他已经成了权欲的奴隶，就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样，为了智慧与知识，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16年党锢与18年黑社会教父的奇特经历，造就了袁绍冰冷的内心。他像许多过于聪明的人一样，逐渐丧失了人性。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可以不惜一切，包括陷害亲友。对何进的恩将仇报，其实只是个开始。
　　刚开始，袁绍的完美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何进出于种种原因，一直在犹豫不决。除了卢植、陈琳、郑泰三人激烈反对之外，何进的母亲舞阳君、何进的妹妹何太后、何进的弟弟何苗也都不赞成他铲除宦官的计划。他们知道，没有宦官们几十年如一日的照顾，何家根本不可能有今日的权势。看到这么多亲友都反对，何进就更加狐疑起来。袁绍害怕何进与宦官和好，而董卓等人尚未抵达洛阳，自己的阴谋败露，便暗中把何进要消灭宦官的消息泄露到社会上去，以此要挟何进。急于博取士大夫的欢心、又对袁绍向来百依百顺的何进终于下定了狠心，封袁绍为司隶校尉，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
　　司隶校尉的权势本来就极大，而袁绍又比以往的司隶校尉更加有权，因为他“假节”，而且“专命击断”，逮捕官员不必再向上级请示。司隶校尉下辖6个郡：河南、河内、河东，合称“三河”；京兆、冯翊、扶风，合称“三辅”；此外再加上弘农郡。东汉首都洛阳位于河南郡，王允担任河南尹，也就是袁绍的主要助手。何进安排这两个对宦官恨之入骨的人联合主管首都周围军政，标志着铲除宦官的计划由此进入实质阶段。
　　在袁绍的建议下，何进作了如下的部署：
　　前将军董卓率领凉州兵东下；原并州刺史丁原改封武猛都尉，与其主簿吕布南下，火烧洛阳城北的孟津港；丁原的老部下——从事张辽去河北募兵千余人；骑都尉鲍信到其故乡泰山郡募弩兵千余人；假司马张杨到其故乡并州云中郡募千余人；大将军府掾王匡到徐州募弩兵5百；都尉毌丘毅与平民刘备到以出产优秀步兵闻名的扬州丹杨郡募兵；东郡太守桥瑁屯成皋，与王匡、鲍信会师；袁绍自己又私下募兵千余人，悄悄驻扎在洛阳城外，以备突发事件。
　　因为部署复杂，兵力分散，所以招兵计划从一开始起，麻烦就不断涌现。张杨的部队刚走出云中郡，就遇到了反XX武装，陷入游击战泥潭，无法继续南下。毌丘毅与刘备在丹杨郡募兵后，经下邳回洛阳，半途也遭遇黄巾军拦截。刘备立下战功，因此被赦免殴打督邮之罪，封为下密县丞。 其余部队也都运动迟缓，何进诛灭宦官的计划于是暴露无遗。
　　在所有应召的军队之中，董卓所部是行动最快的，因为他无需再募兵，其部下多数是移动快速的骑兵，而且早有准备。得到何进与袁绍的密函之后，董卓知道自己可以带着军队前往首都，安全有了保障，便一反前几个月迟疑观望的举措，立即率军从河东郡上路，同时公开上书朝廷，宣称要为天下苍生铲除张让等宦官。袁绍还嫌董卓来得太慢，又私下派人催促董卓，让他留下步兵，带骑兵走当时的“高速公路”——驿道，向洛阳城西5里的平乐观推进。
　　收到董卓的公开信之后，何太后终于害怕了。她知道，董卓一旦进京，自己就将死无葬身之地。何太后于是宣布，罢免所有中常侍和小黄门等重要宦官，让他们回老家，只留一些何进本人信赖的宦官在宫中。被免职的宦官都去向何进谢罪，何进却没有赦免他们的意思，只是催他们快点返乡。
　　但是，袁绍可不希望宦官们返乡，而是希望把他们在洛阳一网打尽。看到重要的宦官都来到了大将军府，他就再三劝何进将这些人抓起来杀掉，但何进心慈手软，不肯答应。于是，袁绍利用自己司隶校尉的职权，命令洛阳地方官员调查宦官们的经济问题；他又借自己接近何进图章的机会，伪造大将军的公文，命令天下州郡逮捕当地的宦官亲属。这样一来，宦官们根本不敢再走出洛阳皇宫半步了。中常侍张让见大事不好，只好放下面子，向自己的儿媳妇(何进的妹妹)叩头说：“老臣累世受恩，今当远离宫殿，恋恋不已。希望能够再回来值一次班，看到太后和皇帝陛下的容颜，然后死而无憾。”张让的儿媳妇不忍违背岳父的请求，就和母亲舞阳君一起去找姐姐何太后，劝她让中常侍、小黄门都回来值班。当然，这些人一回来就不走了。
　　看到宦官们仍旧留在宫中，何进有些气恼。董卓军现在来势汹汹，一旦兵临城下，那就请神容易送神难了。何进终于明白，自己如果不能赶在董卓抵达洛阳之前解决宦官问题，很可能就会失去一切，于是赶紧派使者去阻止董卓进军，又准备动用武力迅速消灭宦官。侍御史郑泰对何进的这些安排很有意见，又提了几条建议，何进都不采纳。郑泰于是辞职，并对老同事荀攸说：“何公看来不易辅佐啊！”
　　董卓军抵达渑池，遇见了何进的使者。董卓拒不受诏，继续向前推进，越过河南地界，逼近洛阳。何进很害怕，又派谏议大夫种劭去向董卓宣读令他退兵的圣旨。董卓仍旧不从，还命令士兵把种劭包围起来，用武器威胁他。种劭面无惧色，高举圣旨大喊，凉州兵马吓得纷纷倒退。董卓理屈词穷，于是向西撤退到当年名臣杨震自杀的夕阳亭。
　　听种劭说董卓已经撤兵，何进大喜，于是在八月戊辰日入宫见太后，想当面说服她将中常侍、小黄门都处死。宦官们原本一直不太相信，被他们扶植了几十年，多次帮过忙，甚至救过命的何进真的会对自己下如此毒手，特别是张让与郭胜由于亲戚和老乡的原因，对何进一直信赖有加。但是这一次，他们事先知道了确凿的消息(很可能是袁绍故意泄漏的)，于是只好孤注一掷，各自准备好武器。看见何进入宫，张让、段珪、毕岚、渠穆等数十名太监便突然冲上去，将他包围起来，痛骂之后当场斩杀。
　　何进死时的情况实在怪异。显然，他之所以敢于昂然入宫，主要是因为宫内有袁术率领的200名虎贲兵，足以保卫他的人身安全。但是，当何进被宦官包围时，袁术与他的200名虎贲兵却不在现场。和《三国演义》描述的情况相反，事发当天，袁术及其部下其实就在宫中，随同何进来到皇宫外的只有他的部将吴匡和张璋，而袁绍、曹操等人根本不在场。何进当时不知道喊了多少遍“公路救我！”结果却可悲地大失所望。也许直到最后一刻，他才觉悟：害死自己的不是宦官，而是袁家那几个忘恩负义的士大夫——如果他曾经觉悟过的话。
　　何进死后，宦官们又起草了诏书，宣布免去袁绍和王允的一切职务，封前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卢植得诏，怀疑内容的真实性，不肯盖章，对宦官说：“这么重要的决议，还是请大将军出来解释一下吧。”宦官们就把何进的人头扔给卢植，说：“何进谋反，已经伏诛了！”
　　吴匡和张璋听说何进已死，就要带兵进宫，为老上司报仇，但宦官们把宫门锁上了，攻不进去。黄昏时分，袁术终于带着他的虎贲兵出现，放火烧了南宫九龙门，带领吴匡和张璋的部队进宫，又在东、西两宫放火，逼宦官出来。张让、段珪等人见势不妙，就带着何太后、汉少帝与陈留王等皇亲国戚跑到北宫。半路上，尚书卢植执戈拦路，斥责宦官。段珪等人害怕，于是放了何太后。当夜，洛阳城内大乱，但身为司隶校尉与河南尹的袁绍、王允两人却始终没有露面，百官之首、太傅袁隗也不见踪影。
　　次日，袁术、吴匡和张璋烧皇宫的烈焰已经弥漫天际。董卓当时在洛阳城西300里外，听探马来报宫内起火，于是立即留大军在后，亲率轻骑3千，昼夜兼程，奔向洛阳。
　　

迷茫之鹰

　　事变第三天，张让、段珪等宦官终于把汉少帝及陈留王带到北宫德阳殿。这时，袁绍终于出现，与何进的同母异父弟、车骑将军何苗引兵来到朱雀阙，抓住赵忠等一些宦官，就地斩杀。随后，董卓的弟弟、奉车都尉董旻也率兵赶到，宫中于是有了3支部队。吴匡、张璋知道何苗曾经劝何进与宦官和好，便与董旻联兵攻打驻扎在朱雀阙下的何苗，将其杀死。奇怪的是，袁绍的部队刚才与何苗都在朱雀阙下，此时却突然消失了。看起来，何苗与他的哥哥何进一样，其实都是被袁绍害死的。仅仅三天，盛极一时的何家便土崩瓦解。后来，曹操乘乱纳何进的儿媳尹氏为妾。曹家男子对别人的媳妇向来有兴趣，前有曹操纳何进儿媳尹氏及秦宜禄之妻杜氏，后有曹丕纳袁熙之妻甄氏，如出一辙。进曹操家门之前，尹氏已生有一子，即何进唯一的孙子、魏晋玄学的开山鼻祖何晏。曹操见何晏年幼可爱，便收他为养子，对待他像自己的亲儿子一样。
　　第四天，太傅袁隗、司隶校尉袁绍、尚书卢植三人伪造了一篇诏书(但也可能经过了何太后的同意)，命令逮捕宦官任命的司隶校尉樊陵、河南尹许相，斩首示众。这两个人真倒霉，连一天官都没当过，甚至可能根本不知情，却被当作阉党杀了，死后还留下恶名，成为袁家争权夺利的牺牲品。随后，袁绍和刚回到洛阳的王匡再次带兵入宫，向余下的宦官发难。宦官掌权已久，其中不乏武林高手，又早已武装起来，关闭殿门，袁绍麾下的禁卫军与新募兵都不敢上。袁绍与王匡于是带着袁绍的家兵带头撞开端门，冲入承明堂。在那里，袁绍手持长戈，亲自斩杀了中常侍高望等二名大宦官， 众士兵这才消除对宦官的恐惧，一拥而上，当天就把宫内的所有宦者杀得干干净净，死者共2千余人。有些没有胡子的人被误杀，有些则要在士兵面前脱衣服，证明自己并不是半阉人。少数宦官把汉少帝和陈留王带出宫城，向东北方向的小平津逃跑。他们的目的性似乎不大明确，因为小平津和孟津当时应该都在丁原和吕布军的掌握之中。当天午夜，在尚书卢植和王允的幕僚闵贡的追杀下，包括张让、段珪在内的最后几十名汉朝宦官被困在黄河岸边，看到四面受敌，无处可逃，只得纵身跃入黄河，彻底结束了这个集团的生命。袁绍的岳父李膺等党人在天有灵，此时应当大呼“本初万岁”了。
　　几十年来，中朝与外朝，宦官与士大夫，阉党与党人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至此终于有了一个虽然不太令人愉快，但是十分干净利索的结局。作为外朝、士大夫、党人集团的主要领袖，代表“正义”势力的袁绍似乎已大获全胜。依靠众多人才和军队的支持，袁家的土德取代刘家的火德，似乎也已经没有了悬念。
　　一阵混乱之后，汉少帝与陈留王兄弟发现，自己正孤独地站在黄河边的荒野里。当夜没有月光，星星也非常黯淡，幸好周围闪耀着一些奇怪的火光。靠着这微弱的光线指引，两兄弟向南走了几里，终于和闵贡相遇，又在农舍里找到两匹马。汉少帝乘一匹马，闵贡与陈留王共乘一匹马，并鞍前行，总算有了一点安全感。 突然间，一首清脆的民谣在他们耳边响起：“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邙！”他们这才发现，自己身处在洛阳城北的北邙(一作“北芒”)公墓里，难怪周围会有那么多鬼魅般的磷火！
　　渐渐地，远处出现了许多火把，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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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乱世枭雄
　　
　　
　　
　　第一节 董卓入京¬——袁氏兄弟的逃亡(公元189年)
　　
　　“太尉郿侯卓，起自东土封畿之外，义勇愤发，旋赴京师，先陈便宜，列表奸滑群慝情状，辞意激切，感物寤灵。精兵虎臣承持卓势，奋击丑类，漏刻之间，靡有孑遗。卓闻乘舆已移河津，身率轻骑，长驱芒阜，上解国家播越之危，下救兆民涂炭之祸，然后黜废顽凶，爰立圣哲，天心聿得，万民赖佑。”
　　 ——蔡邕《荐太尉董卓可相国并自乞闲冗章》
　　
　　成功铲除宦官的行动，似乎标志着袁绍计划的大获全胜。在张让、段珪等太监投黄河而死，汉少帝与陈留王在北邙公墓里流浪的那个不眠之夜，袁隗、袁绍和袁术一家都留在洛阳城内，丝毫没有急着寻找皇上的意思。如今，洛阳的军政大权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天下已经是袁家的了，这两个生活无法自理的小孩迟早会回来给他们当傀儡的，不是吗？
　　不过，袁家忽视了一个存在变数的因素——董卓。按理说，董卓是袁氏故吏，应当支持袁家对朝政的控制才对。而且他在事发前已经向西北方撤退，袁绍屠杀宦官时，董卓军远离洛阳300里，似乎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赶到。所以，董卓因素不在袁家的战略考虑之中，倒也合情合理。
　　但是董卓不按常理出牌。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在局势平定之前赶到洛阳，控制皇帝，那就只能听任袁家摆布。袁家能授予董卓的，最多也就是一个九卿或州牧，但他并不满意于此。所以，他一得知洛阳城内着火的消息，便立即率领3千兵马急进，一日一夜狂奔300里，在凌晨抵达洛阳城西。他的辛苦马上就收到了回报，听说宦官们把皇帝兄弟带出城外，而且至今未归，机智的董卓便立即明白，自己没有白跑，好运真的来了。
　　在北邙公墓里，前来迎接汉少帝与陈留王的官员越来越多，为首的是那位以花钱买官闻名的前太尉崔烈。东方破晓时，他们护送着两兄弟返回洛阳，却迎面碰上了董卓的部队。崔烈见状，拍马上前，对董卓说：“皇帝在此，一切安全，有诏书命你退兵。”董卓回敬道：“你们各位身为朝廷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致使国家播荡，却想让我退兵？我昼夜疾行300里赶来护驾，得到的却是这种待遇，难道我不能砍下你们的脑袋吗？”然后策马来到汉少帝面前，教训说：“陛下纵容太监们乱搞，导致今天的大祸，错误不小吧？”少帝一看是众多羌胡骑兵簇拥而来的董卓，立即被吓哭了。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母亲是怎样杀害董太后一家的，却没想到报应会来得这么快，不禁喃喃自语。董卓连一个字都听不懂，就又转到闵贡马前，对陈留王说：“别怕，我是董卓，到我这来抱。”于是从闵贡手里把董侯抱过来，问他这场祸乱的起因和过程。此时，董侯虽然才9虚岁，比少帝小8岁，但因为从小和董家亲近，所以在董卓面前丝毫不紧张，把政变的过程说得清清楚楚。董卓大喜，觉得董侯真是比史侯强多了。
　　清晨，汉少帝与董卓一行回到洛阳宫中，随即宣布大赦天下，清理皇宫内外的废墟。这一清理，人们才吃惊地发现，秦始皇的蓝田玉玺不见了。汉承秦制，皇帝拥有6块玉玺，分别称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除此6块玉玺之外，还有一块更重要的秦始皇蓝田玉玺，即所谓“传国玉玺”，上面刻着“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一说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在这场袁绍指挥的“排宫之变”中，乘舆六玺倒是都找到了，但传国玉玺却失踪，有人说是被张让揣着跳黄河了。当日天降大雨，而且此后一连下了3个月，好像连老天爷都在为宦官之死哭泣。确实，汉朝衰亡的命运，此时即便老天爷也难以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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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董卓抵达洛阳几乎同时，另外3支部队也相继赶到。他们是：丁原和吕布率领的几千名并州兵，骑都尉鲍信率领的千余名泰山弓弩手，以及张辽在河北招募的千余人。董卓收编了张辽及其部队，又封丁原为执金吾，吕布为司马，让他们统领洛阳的一部分禁卫军。看到董卓傲慢自大的样子，鲍信便劝袁绍说：“我看董卓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将有异志。您如果不早作打算，必将受他制约。乘董卓现在新至疲劳，我们发动袭击，可以将其擒获！”袁绍不同意，鲍信只好引兵回泰山去了。
　　袁绍不采纳鲍信的建议，有两方面原因。首先，董卓既是袁氏故吏，又是一介武夫，入京之后，虽然态度骄横，但遇事也常与袁隗、袁绍商议，双方似乎没有立即决裂的必要。其次，董卓在军队中威信很高，加以收编张辽，联合丁原，实力不可低估。袁绍、袁术兄弟麾下的禁卫军从骨子里怕董卓的凉州军，鲍信等人的部队又都是新兵，武力对抗，没有多少胜算。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洛阳的其它势力怕董卓，但董卓也有隐忧。他带进京师的先头部队不过3千人，自嫌兵少，担心别人不服，于是从5个方面着手，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按照正史的记载，董卓每隔四五天，便秘密把军队带出城外，次日大张旗鼓而还，令别人以为自己有无数援军。 这条记载不可信，因为此计最多只可用一次，第二次便很容易被别人察觉。董卓并非没有来自西方的援军，他在讨伐王国时有2万兵，后来一直没有移交给皇甫嵩，所以其余1万多步兵迟早会赶到洛阳来。董卓的另一个西方兵源来自边章、韩遂，这件事很复杂，留到后文再分析。
　　除了自己的旧部、张辽的新兵、边章与韩遂的援军之外，董卓的第4个兵源来自丁原的并州兵。丁原的主簿吕布见利忘义，董卓于是以高官厚禄诱使吕布杀死丁原，兼并了这支部队。董卓见吕布文武双全，特别喜爱，收他作养子，拜为骑都尉，作自己的贴身保镖。
　　最后，何进、何苗兄弟的旧部也都倒向董卓，董卓拜刘表为北军中候，统领这支部队。这件事很奇怪，因为从军制上讲，何家部曲理应接受袁绍、袁术兄弟的领导，不应投靠董卓；刘表又是袁绍的心腹，董卓不应加以重用。其实，这件事正好说明，袁、董两家当时沆瀣一气，不分彼此，所以双方在人事问题上相互妥协。除了刘表之外，董卓又重用何颙、郑泰、周毖、伍琼等袁绍的朋友为心腹，因为他自己的老部下都是武将，没有行政经验。
　　董卓花了3个月时间，整合了上述5支部队，于是兵力大盛，取得了洛阳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粗略计算，董卓的旧部有2万，张辽的新兵千余，吕布的并州兵数千，刘表的北军不下万人，即便边章与韩遂的援军尚未赶到，董卓也应至少拥有了4万部队。随后，他又以长期下雨，导致水灾为由，迫使朝廷禳灾，革除司空刘弘的职务，由自己取而代之。
　　何颙、郑泰、周毖、伍琼等人成为董卓的幕僚之后，纷纷建言献策，要求录用在野党人。董卓欣然同意，于是征名士荀爽、陈纪、韩融、蔡邕、申屠蟠等名士入朝。这些人刚刚动身，便在沿途被加官进爵，备极荣华。荀爽从上路到被拜为司空，只用了93日。在此期间，董卓还拜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陈纪为五官中郎将，韩融为大鸿胪，蔡邕为侍中。只有申屠蟠还是像以前回绝何进、袁绍一样，婉拒了董卓的邀请。
　　在何颙等人的建议下，董卓又拜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张咨为南阳太守。这几个人不仅都是名士，而且全是袁氏故吏，与袁绍有不少交情。通过这些人事任命，董卓在士大夫间的威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从而取代老上司袁隗，成为朝廷的真正领袖。
　　董卓既然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军政实力，接下来就要推行自己的下一步计划了。
　　九月癸酉日，董卓与袁绍进行了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谈话。有关的记载很多，但不太符合逻辑，所以被裴松之认定为“妄之甚矣”。但要说它们全是编造的，似乎也不合理，很可能只是被断章取义，导致前后顺序错乱，内容缺失严重而已。综合各种史料，并根据日常逻辑对前言后语的顺序略作调整，再补充些相关材料，这场谈话的大致情况应当如下：
　　董卓首先对袁绍说：“本初啊，只有贤明之人，才配当天下之主！一想起灵帝，就令人生气！董侯看上去不错，我打算拥立他，你觉得能比史侯强吗？”
　　袁绍回答：“皇上目前还年轻，也没干过什么坏事。您如果要废嫡立庶，恐怕大家不会同意的吧。”
　　董卓说：“有些人小时候还挺聪明，长大了以后却越变越笨，我看史侯就属于这种情况，一点出息也没有。咱们就先这么办着，如果董侯也不行的话，再想别的办法好了。”
　　袁绍说：“汉家君临天下已4百多年，恩泽深厚，百姓拥戴。外界盛传董侯不是灵帝的亲生子，如果我们废掉刘家后裔，另行拥立一个本来不姓刘的人，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董卓说：“老刘家的种就那么好？实在烂泥不上墙的话，我看也没必要再留着。”
　　袁绍说：“您这话我可坚决不能同意，别人恐怕也……”
　　董卓大怒，对袁绍喊道：“臭小子你敢！天下之事，岂不在我的一句话？我想办的事情，谁敢不同意？你觉得我董卓的刀不够利吗？”
　　袁绍回答：“天下武力强大的，恐怕不光是董公一人吧？这样，容我先回去和太傅讨论一下，再答复您。”然后起身离去，满座惊愕。
　　离开董卓家之后，袁绍便把自己的节杖挂在洛阳东门上，以示辞职，并带着3个儿子(袁谭、袁熙和袁尚)和司隶校尉印章，经河内郡北上，到冀州勃海郡投奔韩馥去了。同时，袁术南奔荆州南阳郡，而曹操东奔兖州陈留郡。
　　这一天决定了中国未来半个多世纪的内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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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场导致袁绍与董卓关系破裂的辩论，我们至少应该提3个问题：
　　一、袁绍有必要坚持反对董卓废史侯，立董侯吗？
　　二、袁绍出奔冀州，是一时冲动，还是早有预谋？
　　三、董卓当时佩戴的武器，是像《后汉书•袁绍列传》所说，是宝剑，还是腰刀？
　　首先，因为董卓是董太后的亲戚，而董太后被何太后兄妹所杀，史侯又是何太后的儿子，所以董卓废史侯，立董侯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不要说袁绍，任何一个略通人情世故的官员都应当能够预料到此事。如果袁绍始终坚决反对董卓另立董侯，那么一开始就不必姑息养奸，后来更无须当面顶撞。实际上，支持董卓拥立董侯，无损于袁家的利益，为此与董卓决裂，似乎不合情理。若是为汉朝的未来考虑，又正如董卓所说，史侯懦弱无能，董侯聪明稳重，是更好的皇帝人选。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董卓来说，继续维持汉朝统治是较好的选择，废掉仇人何太后之子汉少帝只是为了自保，并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会招致袁绍如此激烈的反对。
　　袁绍与董卓决裂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支持汉少帝(史侯)，反对汉献帝(董侯)，因为这是袁绍成为何进政治遗产继承人的最主要前提条件。如前文所述，袁绍一直在社会上宣称，董侯不是灵帝的亲生儿子，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如果拥立董侯(献帝)是袁绍可以接受的话，那他完全没有必要与董卓迅速决裂，但这无异于是打自己的嘴巴。实际上，董卓一开始并不认为袁绍会为此与自己决裂，所以放任袁绍等人从洛阳逃走，后来捉拿不得，便又加以宽恕和封赏，以求双方和解。但袁绍要的是最高权力，而不是董卓的副手。是他袁绍消灭了祸害东汉朝政上百年的宦官集团，是他袁绍控制着首都军政，而董卓却夺走了这些应该属于他的功勋和权力。袁绍本来就是与九卿级别相当的司隶校尉，何进死后又立下大功，理应继承何进的大将军之职，至少也该升任“录尚书事”的三公，可是董卓满足不了这样的条件。正因为如此，袁绍才会与袁术、曹操等人义无反顾地出奔，才会在已经得到董卓的宽恕后组织讨董卓联军，而丝毫不为洛阳亲友的安全考虑。
　　其次，袁绍出奔冀州，显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早有预谋。否则，他也难以顺利地将包括3个儿子在内的家人都带出洛阳。另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在逃离洛阳前后，袁绍问曹操说：“如果事情不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展，那么哪个方向的土地更适合作根据地呢？”曹操反问道：“足下以为哪个方向好？”袁绍说：“我占据黄河与燕、代之间的土地，联合北方的游牧民族，南向以争天下，应该比较有把握吧？”曹操回答：“我任用天下的智能之士，以正道统御部下，无论根据地在哪个方向，都可以获得成功。”《傅子》还记载，曹操又补充说：“商汤、周武占据的地盘不同，不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了吗？如果拘泥于山川险固，完全依赖它作资本，就无法随机而变化了。”
　　这两条记载似乎都证明，袁绍早就有意效仿东汉的开国之君光武帝，计划经营河北，作为自己的战略基地，而曹操则更为重视人才，并不很看重根据地的方位。后代评论者评论袁、曹二人的优劣时，往往以此作为论据。但是，这些记载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首先，后来曹操在吞并袁家势力后，立即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大本营移到袁绍以前的大本营邺城，又自领冀州牧，还打算利用恢复古代的“大九州”制度扩张冀州版图，所作所为，与袁绍简直一模一样。东汉末年的河北，不仅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而且因为历史和地理原因，兵精马多，便于和北方游牧民族联盟，这是谁都难以忽略的。马匹是古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与河北相比，中原和长江流域在这个方面都严重先天不足，光武帝以河北骑兵征服全中国，并非偶然。所以，曹操在创业初期不能占据河北，并非因为他不重视河北的战略优势，而是时势使然。
　　其次，袁绍后来虽然把大本营设在邺城，但其活动范围并非仅限于河北，而是多次赴黄河以南的青州、兖州和豫州亲征，势力范围所及，更远至江东和岭南。
　　第三，袁绍所得人才，比曹操多得多。范晔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尾评论说：“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一点都不夸张。曹操后来用以在官渡战场上和袁绍相持的部下，如荀彧、荀攸、郭嘉、董昭、朱灵等，都是袁绍的故吏，大多也是被袁绍派来辅佐曹操的。
　　最后，在此前和此后，曹操都是袁绍的部下，也因此同时出奔，《三国志》和《魏书》等史籍却反复强调曹操一直独立自主，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联系当时的局势，袁绍可能虽然已经决意前往河北发展，但因为袁家历来在河北都没有根基，所以感到忧虑。曹操见状，便安慰袁绍说：“如果不行，就回中原来。商汤、周武占据的地盘不同，不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了吗？如果拘泥于山川险固，完全依赖它作资本，就无法随机而变化了。只要您选用贤才，遵循正道，无论占据哪块根据地，都可以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样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不过，《三国志》的有关记载，也说明了在袁绍集团覆灭之后，人们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对他晚年忽视人才培养，一意重视地利，终于导致众叛亲离，被老部下曹操、荀彧、荀攸、郭嘉、董昭、许攸、鲜于辅、张郃、高览、朱灵等人联手击败的历史事实有共识。但是，创业早期的袁绍并不是这样刚愎自用的。
　　袁绍前往勃海郡，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勃海郡属冀州，当时的冀州牧韩馥是袁氏故吏，对袁绍比较友好，便于他开展工作。以人口论，勃海是河北第一大郡，在全中国排第8位，超过凉州总人口的2倍，比并州的总人口也要多出一半。正如袁绍的谋士荀谌所言：“勃海虽郡，其实州也。”这个郡包括今河北省东部和天津市南部，首府南皮，夹在幽州、冀州和青州之间，距离兖州和并州也不很远，占据黄河与子牙河之间的沃土，实在是战略要点，难怪公孙瓒和曹操都对此地垂涎三尺。
　　董卓当时佩戴的武器，正如他本人所说，是腰刀，而不是《后汉书•袁绍列传》所说的宝剑。袁绍当时“横刀长揖”，佩戴的显然也是腰刀。这看似一件无关主旨的小事，其实却反映出中国兵器史上的重要变化。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上看，在东周和秦朝，中国短兵器以剑为主，而在西汉时期，腰刀便慢慢多了起来，但还没有普及；到了东汉末年，宝剑的地位已经基本上被腰刀取代了。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剑的制造成本大大高于腰刀，不经济；二，剑的招式繁多，训练周期比腰刀长；三，随着盔甲制造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金属铠甲的普及，能刺能劈的剑杀伤力下降，效果不如专门用来劈的腰刀。腰刀虽然未必能劈开敌人的铠甲，但却可以使其变形，从而达到伤害对方的目的。剑如果不能刺穿敌人的甲胄，战斗力就大打折扣了。此外，在遭遇突发情况时，剑容易卡在剑鞘里拔不出来，而腰刀因为有一定弧度，拔出来很容易。所以，腰刀的普及，标志着中国兵器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众多新式武器都将随之应运而生。
　　
　　
　　靈山：
　　 《梦断三国——阴谋家袁绍的尴尬人生》已经更名为《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请兄台留意。本书以已经印刷完毕，大概半个月左右可以在市场上见到完璧。
　　

迷茫之鹰

　　在与袁绍争吵的次日(甲戌日)，董卓在朝廷上正式提出废汉少帝，立董侯的意见。百官震惊，但只有尚书卢植表示反对。董卓大怒，打算杀掉卢植。幸好蔡邕等人为卢植求情，他这才仅仅被免官，得以迅速逃离洛阳，到幽州上谷郡隐居起来了。多年来，卢植的政治意见始终和袁绍保持一致，后来担任袁绍的军师，帮助袁绍对付自己的学生公孙瓒。同时和卢植从洛阳逃走的，大概还有他的另一位学生刘备。
　　袁绍、袁术、曹操、卢植等人逃走后，董卓要求袁绍的叔叔、太傅袁隗就废立问题表态，袁隗同意，议案于是通过。当天，董卓逼迫何太后下诏，废黜汉少帝为弘农王。袁隗随即走上殿阶，亲手解下少帝腰上的皇帝玉玺，并搀扶他下殿，向弟弟陈留王刘协跪拜称臣。刘协(董侯)于是即皇帝位，史称汉献帝。
　　汉献帝刚刚奉何太后的诏命即位，董卓又宣布：“何太后迫害董太后，导致她的非正常死亡，严重违反了婆媳之礼。”将何太后软禁于永安宫。2天后，董卓毒死何太后及其母舞阳君，又将何太后的弟弟何苗从棺材中刨出来支解。显然，何进的尸体此时早已找不到了，否则一定也会成为董卓的泄愤对象。
　　立董侯、杀太后，使复仇成功的董卓成了真正的太上皇。他感到有理由犒劳一下自己，于是拜远在幽州的太尉刘虞为大司马，封襄贲侯，空出来的太尉之职则被董卓自己接管。其实，大司马与太尉是一回事，东汉时期的文献经常混用这两个职务。董卓把它一分为二，实际上也就架空了刘虞的军权。此外，董卓又因拥立新君有功，得以加节传、斧钺、虎贲，领前将军事，封郿侯。为了加强自己的太尉幕府，董卓选择贾诩为自己的幕僚，随即加拜为平津都尉，后又升任讨虏校尉。
　　十一月，应蔡邕的表举， 汉献帝拜董卓为东汉时期从未设置过的相国，有权“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以往，任何贵族大臣入宫都要小跑(趋)，并且在殿门外脱掉鞋子和袜子，以示对皇帝的恭敬，而现在这些“繁文缛节”都不再适用于董卓了。此外，董卓的母亲也被封为池阳君。
　　为了维护自己新任相国的尊严，董卓加强追捕袁绍、袁术和曹操的力度，给他们制造了不少麻烦。在当年秋天，曹操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
　　和《三国演义》里描写的不同，曹操并不是因为企图借献“七星宝刀”之机刺杀董卓，失败后被迫逃亡，而是在自己并未得罪董卓的情况下，像一个忠诚的奴隶那样，跟随袁绍出城逃难去了。离开洛阳以后，曹操改名换姓，和几名随从向东潜行，来到自己的老朋友吕伯奢在成皋的家中。恰逢吕伯奢不在，因为某种原因，曹操杀死了吕伯奢全家。
　　按照《魏书》的记载，吕伯奢的儿子和宾客见财起意，劫走了曹操的马匹物资，所以曹操亲手杀死了他们。而按照郭颁《世语》和孙盛《杂记》的记载，精神高度紧张的曹操听到吕家人在厨房里拨弄餐具的声音，误以为他们在准备谋害自己的兵器，结果“刺客综合症”发作，提剑而出，一连杀死八人，临走时还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两相比较，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不过，《魏书》这样写也有它的道理：作为魏国的官方史书，《魏书》有义务秉承孔子的“春秋大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尊者讳”。像公元前632年的践土之盟，晋文公召周襄王到会，孔子却认为：“以臣召君，不宜用以教育后人。”于是在《春秋》里写道：“天王狩于河阳。”好像周襄王只是偶然到河阳去打猎，半路上意外遇到晋文公等诸侯，赏光莅临，令诸侯们感激不尽一样，“君君臣臣”之礼便得到了史家的虚拟维护。 曹操贵为魏朝的太祖武皇帝，至尊无上，在深明春秋大义的魏国儒生看来，他的恶行当然也必须严加隐讳和篡改了。
　　离开成皋之后，双手沾满吕家人鲜血的曹操来到中牟县。当时，中牟县已经得到董卓的命令，让他们逮捕所有与二袁有关的可疑人员。所以，主管地区治安的亭长将曹操逮捕，押解到县里。县功曹以为董、袁相争，天下将乱，胜负不可知，不宜拘拿袁绍的助手，于是劝县令释放了曹操。其实，这背后还另有隐情，因为某位高官一直在背后保护着曹操。
　　从中牟县大牢死里逃生之后，曹操继续向东南方逃走。按照《魏书》的记载，曹操在初平年间(公元190～193年)“兴义兵”，因此遭到豫州刺史黄琬的追杀。据《后汉书》与《后汉纪》，黄琬确实曾经担任过豫州牧，但在公元189年(中平六年)九月甲午日已升任司徒，由孔伷接任豫州刺史。所以，曹操如果曾经遭到黄琬的追杀，只可能是在他和袁绍、袁术逃离洛阳与黄琬升任司徒之间，也就是公元189年九月癸酉日和甲午日之间的20天之内。
　　从地图上看，曹操最终未能返回故乡——豫州沛国谯县，而是停留在兖州与豫州之间的边境城镇——陈留郡己吾县(今河南省宁陵县西南)。曹操从洛阳向谯县进发，沿途经过成皋、中牟、陈留、己吾四地，取道最短的一条路线(从洛阳到己吾，全程约250公里，骑马者在4～5天内便可走完)，行程非常合理。看来，曹操之所以最终没能回到谯县募兵，正是由于黄琬的阻挠。
　　按《后汉书•左周黄列传》，黄琬也曾是党人，被禁锢了将近20年，与杨彪过从甚密，后来又与王允联合谋杀董卓，所以他和二袁的关系应当不错。但是，黄琬肯定接到过董卓命他追捕二袁党羽的命令，而且积极阻止曹操进入豫州境内，否则也就不会快速升任司徒。黄琬和部分党人对董卓的态度前后并不一致，其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政治权力的分配。
　　《魏书》又提到，曹操有一个朋友叫秦邵，字伯南。当曹操被黄琬的爪牙追杀时，秦邵挺身而出相助，结果曹操逃走，秦邵遇害。秦邵只有一子，名叫秦真，曹操感激秦邵，又可怜这个孤儿，便将秦真改姓曹，并收为养子，这就是后来诸葛亮的劲敌曹真。 和其它许多历史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似乎并非完全虚构，但也不完全可信。对照《魏略》的版本，再联系相关历史背景，便可知道此事其实发生在公元191年底，那位因追捕曹操而杀害秦邵的大人物并不是黄琬，而是袁术，所以我们将它放到后文中叙述。
　　在侥幸逃脱董卓的重重追捕之后，受困己吾县、无法进入豫州的曹操宛如丧家之犬，情绪低落，而且非常缺钱，全无一点为袁绍招兵买马、建功立业的激情和信心了。现在需要有人主动站出来，在精神上为曹操打气，在经济上给曹操资助。当然，此种人少之又少，但偏偏给洪福齐天的曹操撞上了。
　　这位东汉末年的活雷锋姓卫，名兹，字子许。卫兹家产富庶，慷慨大度，多谋善断，品德高尚，自幼闻名乡里。当时天下第一名士郭泰曾经亲自拜访卫兹，见他在市场上买东西从不讨价还价，感慨道：“子许少欲。” 成年后，卫兹立即被陈留太守推荐为孝廉，担任车骑将军何苗的幕僚，何苗遇害后又为司徒杨彪效命。 据《后汉书•献帝纪》，杨彪出任司徒的时间是公元191年十二月戊戌日，而此时曹操与卫兹已经起兵了。所以，卫兹在从洛阳赶到陈留郡与曹操见面之前，早已是杨彪的幕僚了，那应在杨彪当年九月丙戌日出任司空之后，而在十二月之前。也就是说，卫兹去见曹操时的身份，应该是司空杨彪的幕僚，而不是司徒杨彪的幕僚。
　　杨彪是袁逢的女婿，也是袁术的姐夫(或妹夫)，在宗法上又是袁绍的堂姐夫(或堂妹夫)。袁绍和扬彪的关系一向恶劣，但袁术却与杨彪过从甚密，所以整件事情就变得很清楚了：
　　曹操本来根本逃不出董卓的手心，但袁术在逃亡前与司空杨彪打招呼，请他照顾曹操。袁术此举，大概有把曹操从袁绍处拉拢到自己身边的考虑。于是，杨彪授命幕僚卫兹沿途保护曹操，疏通官场关系，最后在陈留与曹操会面，给予曹操大笔金钱。杨彪选择卫兹，当然是因为此人的家族在陈留很有势力，陈留与曹操的故乡谯县相近，曹、卫二人的性格又相近，便于共事。只有这样，曹操才可以顺利地募集到讨伐董卓的兵马。
　　见到曹操之后，卫兹很吃了一惊。原来大家都以为，曹操是“天下雄俊”、“乱世奸雄”，但现在这个曹操却显得心灰意冷，似乎压根没有起兵的意愿。卫兹只好激励曹操说：“祸乱的根源已经很长了，不打仗没法解决；现在就得起兵，你不打人家，人家可要打你”。曹操听后精神重新振作，便开始和卫兹在陈留郡募兵。
　　为了给袁绍、袁术、曹操等人创造招募军队的条件，周毖、伍琼等人便劝董卓说：“像废立皇帝这样的大事，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袁绍不识大体，冒犯了明公，所以恐惧出奔，并没有别的意思。现在我们如果急着悬赏捉拿他，肯定会逼得他狗急跳墙。袁家四世树恩朝野，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如果招募豪杰，组织军队，联合英雄起事的话，崤山以东恐怕就都不再是明公的地盘了。以我等的愚见，不如赦免他们，拜袁绍为一大郡的太守。袁绍一定会为自己能够免罪而庆幸，不会再反对您了。”
　　董卓深以这个建议为然，立即以献帝的名义拜袁绍为勃海太守、前将军，封邟乡侯，又拜袁术为后将军，曹操为骁骑校尉。袁绍在冀州接旨，领受了勃海太守与邟乡侯的印绶，但婉言拒绝了前将军的头衔。 随后，他一面前往勃海郡上任，一面继续策动韩馥等冀州地方官讨伐董卓。
　　与安抚袁党势力同时，为了讨好党人，董卓又与杨彪、黄琬、荀爽等大臣为陈蕃、窦武及所有党人平反昭雪，恢复他们的爵位，拜他们的子孙为官吏，并派遣使者到其坟前祭吊。看来，此时的董卓已经沉迷于洛阳纸醉金迷的生活，以为自己能够与袁绍等人和解，从此过上舒坦日子了。所以，他在新年时借汉献帝之口，宣布改元为“初平”，意为“从此开始，天下太平”。
　　这一回，董卓可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