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错读——三国身世之谜

迷茫之鹰

　　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长期的党锢运动令大批知识分子无官可做，他们多数不屑于、或没有能力从事其它的职业，因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太学的过度扩招更加剧了这个社会问题。于是，数以万计的东汉“孔乙己”们浪迹街头，无所事事，只能靠攀附有钱、有权的大家族度日。袁绍发现，这场社会危机其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要利用袁家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将这些寒酸的知识分子团结到自己身边，进而颠覆汉灵帝和宦官的统治，从而达到夺取东汉政权的终极目的。
　　自从袁绍在公元172年回到洛阳之后，他就一直在不懈地推进着这个惊人的计划。在他与何颙等人的努力下，一批骨干成员“结为奔走之友”，在经济上帮助党人，“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在政治上救援党人，“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借用现代语言讲，这是一个以袁绍为董事长，以何颙为总经理，以荀爽、王允、郑泰、曹操、刘表、张邈、许攸等人为股东兼部门经理，以资助贫困党人和对抗朝廷政策为宗旨的慈善基金会兼武侠组织，或者说：黑社会。我们不妨按照董事长袁绍的字，称之为“本初俱乐部”。
　　所以，袁绍门口的来宾虽然多如牛毛，其实“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很容易打发。他们中的多数人和乞丐没有太大区别，袁绍只需要按期向他们发放点生活费就够了。但是，这些人又与乞丐不完全相同，因为知识分子特有的“骨气”令他们羞于“吃嗟来之食”。袁绍自己就是党人和大知识分子，当然了解这些人的心理，于是“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让被施舍者有与施舍者身份平等的感觉。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经济需求既然都得到了满足，当然对袁绍心悦诚服，“莫不争赴其庭，辎軿柴毂，填接街陌”了！
　　 不言而喻，“本初俱乐部”是一个完全非法的组织，更是一个被宦官等当权者深恶痛绝的组织。但如今，袁绍既是九卿袁逢的亲儿子，又是三公袁隗的侄子，还经营着这样巨大的黑社会组织，正所谓“黑白两道通吃”，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但是天下没有攻不破的堡垒，而且经常从内部被攻破。令袁绍和“本初俱乐部”领导层深感头疼的是，他们有一个强劲的竞争者，而其领导人正是袁绍的弟弟——袁术。
　　
　　自从袁绍的高祖父袁安以来，袁家成员就一直以乐善好施著称。按照《魏书》的记载，袁家一直“博爱容众，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袁术小的时候“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担任长水校尉时，因为经常违反交通法规，百姓编绰号讽刺他说：“路中悍鬼袁长水”。 袁术为人如此嚣张，当然不受知识分子喜爱，登门请求资助的人很少。后来，袁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折节下士”，终于能“与绍争名”。
　　不过，除了个人的品行与能力之外，袁术与袁绍有三点根本性的区别，从而使得他的“公路俱乐部”注定竞争不过袁绍的“本初俱乐部”。
　　第一，袁绍作为李膺的外亲，是板上钉钉的党人。只要袁绍还被禁锢，党锢运动就不可能终止；反之，一旦朝廷招袁绍做官，就无异于宣布党锢运动的终结。按照汉灵帝在公元179年颁布的诏书：“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党人兄弟不连坐，例如孔融的哥哥孔褒就是党人，还因保护张俭而被处死，孔融虽然也参予了对张俭的保护，却没有被禁锢，得以“辟司徒杨赐府。”所以，袁绍的弟弟(宗法上的堂弟)袁术也没有遭到禁锢，自从成年起就宦途顺利，“举孝廉，除郎中，历职内外”，在公元183年前一直做到尚书。因此，对于有党人背景的人来说，接受袁绍的救济相对比较保险，而袁术就可能随时抛下他们不管；对于没有党人背景，但也没有官可做的人来说，接受袁绍的资助不仅有利可图，而且不会像接受当权者的救济那样，受到党人的指责，落下一个“惟利是图”的臭名。
　　第二，因为袁术一直是朝廷命官，所以他公务繁忙，不可能像赋闲在家的袁绍那样，全身心投入“俱乐部”建设中去。当然，袁术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整治“本初俱乐部”的成员，但袁绍又有袁逢和袁隗的保护，袁术其实奈何不得。
　　第三，袁绍和袁术的经济地位不同。按照中国古代的宗法，父亲去世后，儿子或养子就是一家之主，对家庭财产有完全的支配权；如果父亲还健在，那么儿子的官职不管多大，只要还不是皇帝，就必须接受父亲的经济控制。作为袁成的宗法继承者，袁绍是一家之主，在经济上完全独立自主；而袁基、袁术兄弟在经济上还要受父亲袁逢支配，真正可以随意使用的，只有基本工资和不定期的朝廷赏赐。因此，和袁绍相比，袁术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在从事慈善活动时瞻前顾后，不能像袁绍那样无所顾忌。
　　正是由于这三点原因，袁术的“公路俱乐部”规模始终有限，成员的素质也远远不如“本初俱乐部”，甚至引不起宦官的重视，袁术也不得不生活在袁绍的阴影之下。他对此非常不满，大骂道：“这些混蛋不来跟从我，却去跟从我的家奴吗？”还曾经多次诽谤和威胁何颙和曹操等“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结果却总是适得其反。
　　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成功的地下组织，“本初俱乐部”的章程大概非常严格。想要成为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需要经历相当复杂和艰苦的考验。史籍记载有曹操早年的几件奇特经历，正可以作为这种制度存在的证明。

迷茫之鹰

　　在“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之中，曹操的情况最为特殊。他不是党人，也没有被禁锢，仕途几乎与袁术一样顺利，其父曹嵩因为是宦官曹腾的养子，还被全社会公认为阉党。既然如此，曹操为什么要加入袁绍组织的这个旨在资助党人的地下团体呢？他不是应该和父亲保持一致，站到与袁绍对立的阵营中去吗？
　　引导曹操“弃暗投明”的原因肯定很复杂，而且可能与年青人中常见的心理变化有关。在曹操上学期间，社会舆论对于阉党和他的家族极为不利，导致曹操在太学里极度孤立，根本没有朋友，不免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和自卑感。各种史料一致记载，曹操小时候不被人了解，其实只是对他不受社会欢迎的隐晦说法。真正赏识少年曹操的只有两个人，即何颙与桥玄。何颙与曹操的关系已见前文，而桥玄则是周景的故吏，灵帝在位初年历任司徒、司空、太尉三公，为人刚正节俭，但是没有多少本事，所以名声不太好。桥玄曾当面称赞曹操：“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出于好意，桥玄又建议曹操：“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让他去汝南郡结交名士许邵。这位许邵与其堂兄许靖都以品评人物闻名，曾与郭泰并称“许郭”，郭泰死后更是不可一世。前文说过，袁绍因母丧回乡时，曾经十分顾忌许邵的议论，可见他是袁绍最为看重的人物评论家。初次求见许邵时，曹操表现得非常礼貌，“卑辞厚礼”，却总是被拒之门外。这时，曹操骨子里的“侠气”便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居然“伺隙胁”许邵。许邵出于恐惧，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但却留下了两种内容相差甚远的版本：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认为许邵当时说的是：“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范晔《后汉书》记载的却是：“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孙盛虽然比范晔年长，但范晔所说也当有所本。
　　无论怎样，许邵的评语都令曹操非常满意：现在他总算“有名”了。不过疑问也随之而生：难道曹操“卑辞厚礼”，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为这么一个空洞的头衔？
　　当然不是。曹操这么急着出名，显然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择友要求——“海内闻名”。不用说，这位让曹操挖空心思，绕道桥玄、何颙和许邵以求结识的重要人物其实就是袁绍。曹操早年几乎没有朋友，而在结交袁绍之后，他立即拥有了广泛的社交资源。曹操要得到袁绍的赏识和信赖，桥玄的推荐看来不够份量，还必须得有许邵和何颙的评语。
　　因为袁汤和曹腾的关系，袁绍和曹操可能早就结识了。但在公元165年之前，曹操还是个不过10虚岁的小孩；而在公元165年之后、公元172年之前，袁绍在汝南服丧，曹操则在洛阳上学，两人不可能经常见面，也就无从深交。袁、曹双方真正开始交往，并产生好感、乃至于信任，肯定是在公元172年袁绍回洛阳之后。
　　虽然曹操有了名，袁绍也不能就对他推心置腹。为了成为“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曹操还有许多关卡要过。
　　《世说新语•假谲》记载了袁绍与曹操早年交往的两件趣事，都颇具危险性。一件是袁绍派刺客夜入曹家，用剑掷向曹操，结果过低，未中；曹操估计下一剑肯定会高，于是低头趴在床上，果然又躲了过去。有人怀疑这是讨厌袁绍和曹操交好的袁术所为，其实倒未必。袁绍派人刺曹操，不一定是要置他于死地，而很可能是要试验曹操的武艺与胆识。多年后，曹操也曾经用同样的手法试验过司马懿，司马懿以不变应万变，躺在床上不动，显然知道刺客不敢真的下杀手。
　　第二件事更加匪夷所思。袁绍和曹操在街上看到有人结婚，就秘密躲进那家的花园内，半夜里溜出来，用武力将新娘劫走。但他们很快迷路，袁绍掉进灌木丛中无法脱身，眼看就要被抓住了。曹操于是大喊：“偷儿在此！”袁绍一急之下，从灌木丛中跳了出来，总算得以脱身。这当然是曹操的故事版本，袁绍的版本肯定会大不一样。如果此事可信，明显是袁绍在考察曹操私闯民宅的本事。同样按照《世说新语》里的说法，曹操身材矮小，因此不好意思见匈奴使者， 所以灌木丛卡住了身材高大的袁绍，曹操却能顺利穿过，也在情理之中。
　　经过这么多考验，袁绍结交曹操的目的便昭然若揭了：他计划用曹操当刺客，也就是赵忠所谓的“死士”。孙盛《异同杂语》又记载了一个奇特的故事：曹操曾经背着手戟进入被党人深恶痛绝的大太监张让的宅邸，结果被张让的家丁包围，最后奋勇冲出，这显然是一次失败的刺杀行动。曹操与张让无冤无仇，他背后的主使必定是“本初俱乐部”。
　　天下武艺高强的人有的是，袁绍为什么偏偏挑选曹操当刺客呢？原因极可能正是曹操的阉党背景。“本初俱乐部”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党人报仇，向宦官发难。但是，由于宦官团体的特殊性，外人无从知晓他们内部的等级、礼仪和规矩，也就难以接近他们。所以，只有对宦官团体非常熟悉的人，才能执行刺杀计划，曹操就符合这个条件。诸如劫新娘、躲飞剑等，都是曹操为刺杀张让所受的训练。如果不是急于摆脱“阉党”的大帽子，成为受社会尊敬的“清流”，曹操断然不会甘心这样被袁绍当枪使。毕竟，曹操不像袁绍的其他门客那样，经济上有困难要解决；宦官集团对曹家有恩无仇，曹操行刺张让的计划，曹嵩更是绝不肯同意的。
　　早年的刺客经历，在曹操的人生里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后来的他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甚至相当神经质，多变诈，敢杀人，喜欢见机行事，偏好快速和秘密的军事行动，例如杀吕伯奢一家，奇袭乌巢，远征柳城，望梅止渴，借刀杀人，割发立威，装病杀假刺客，借官吏头平定军心等等，大都与这段往事有关，我们不妨称之为“刺客综合症”。
　　 刺杀张让行动的失败，必然使曹操的能力和忠诚度大受怀疑。为了重新取得袁绍的信任，他有必要进一步与宦官划清界限。于是，在刚刚当上洛阳北部尉之后，曹操便打死了包括大宦官蹇硕的叔父在内的许多阉党豪强。这样一来，他算是彻底得罪了宦官集团，被视为阉党的叛徒，于是被降职为顿丘县令，后来又因亲戚宋奇犯罪，被连坐免官。
　　正如陈琳在《为袁绍檄州郡文》所说的那样，袁绍对曹操的看法，本来是“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视为可以利用的人才。但曹操“愚佻短虑，轻进易退”，办事不力，常常令他失望。另一方面，在公元196年之前，曹操无论高潮还是低谷，都至少能做到屡败屡战，始终如一地忠于袁绍，又令他颇为放心。
　　“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比曹操的更加安全，但他们都以“侠”自许，乐在其中。而且他们都相信，党锢之祸不可能再长久地持续下去，宦官们终将倒台。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将辅佐袁绍夺取东汉政权，进而建立全新的皇朝，成为开国元勋。
　　不过，有些人看来比他们着急得多。

迷茫之鹰

第四节 中朝内讧：本初俱乐部发展的动力源泉
　　为了打击士人，汉灵帝新设立了一个高等教育机构——专门研究诗词书画的“鸿都门学”。随着新高校的创建，旧知识分子集团强烈感到：自己已经被东汉政权完全抛弃了！他们要反抗，从哪里开始？本初俱乐部！
　　178年，袁家空前绝后的出现了两位三公。可上天这回似乎不在眷顾他们，日食、地震接连发生，没过几个月，司徒袁滂、大宦官袁赦接连成为灵帝“禳灾”的工具，袁赦还掉了脑袋。从此，袁家不可避免地与中朝渐行渐远，颠覆东汉政权成了袁家大部分成员的选项。一个风起云涌，激情澎湃，英雄辈出，诸侯割据的时代啊，马上就要到来。
　　
　　公元178年二月，汉灵帝封光禄勋袁滂为司徒，袁家于是有了第5位三公。不久后，灵帝又发明了两项新制度，即著名的“卖官鬻爵”和设立“鸿都门学”。
　　卖官鬻爵无疑是官场上最令人痛恨的制度之一。说来奇怪，这项制度其实有着相当辉煌的历史。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杰出的政治家商鞅最先将这种制度从魏国引进秦国，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商鞅先设爵位20等，又在新法中规定，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只要向国家捐粮，就可以当官和获得爵位，即所谓“使民以粟出官爵”。 按照商鞅的新法，百姓出50石粮食就可以想当官， 名为“粟爵粟任”。 此后，秦孝公等秦朝国君大力推行此法，国富兵强，终于并吞六国，统一中华。汉依秦律，汉文帝听从晁错的意见，对爵位明码标价，规定捐600石粮食的封爵为上造，捐4000石粮食的封爵为五大夫，捐12000石粮食的封爵为大庶长。 汉武帝统治后期国库空虚，治粟都尉桑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 汉桓帝为了解决汉羌战争军费紧张的问题，也曾出售“关内侯”这个没有封地和权力的名誉贵族头衔，要价5000匹绢。可见，许多成功的帝王都致力于卖官鬻爵。只是当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市场对金属货币的认同度不够，所以这些君主的卖官鬻爵收入不用钱币，而用粮食或绢帛计算。汉灵帝则规定：三公1千万钱，九卿和关内侯500万钱。从这个方面讲，汉灵帝与秦孝公、汉文帝、汉武帝的区别，只是用金属货币代替了粮食而已，但其根本性质是完全一样的。这一改变可能反映出，灵帝时期，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大加强了。
　　卖官鬻爵之所以遭民众痛恨，自然有其不合理性；而这种制度之所以能长盛不衰，自然也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卖官鬻爵是最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权力和金钱被划上了等号。通过卖官鬻爵获取权力的人自然希望尽快收回投资成本，于是必定会加重对统辖地区民众的剥削，所以民众痛恨这种滋生腐败的制度。另一方面，对于当权者来说，卖官鬻爵是效率最高的融资方式。何况，灵帝时期真正的核心权力都掌握在中朝手里，而出售的官职皆为外朝。通过卖官鬻爵获取权力的人如果过分贪婪地剥削民众，随时有可能被逮捕抄家，名利双失。在东汉后期，极少有官员能够像胡广和袁汤那样，长期占据一个官职，绝大多数官员在就职几个月后就会被迁职或免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很难收回巨大的投资成本。买官者与其说是在花钱买权，还不如说是在花钱买名。他们出了钱，就可以在墓碑和家谱上写下自己历任的最高官职，例如“故司徒袁滂之墓”，用以光宗耀祖。
　　其实，当时的社会舆论之所以反对灵帝卖官鬻爵，主要不是反对在秦汉时期常见的卖官鬻爵制度本身，而是反对灵帝卖官鬻爵所得资金的使用目的。
　　汉灵帝第一次卖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他新设立的高等教育和培训机构“鸿都门学”融资。鸿都门在洛阳城西，是汉帝离宫“西邸”的大门，所以在当时，“西邸”与“鸿都门”的含义相同，可以通用。与汉代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太学不同，鸿都门学里不讲授哲学和礼仪，而专门研究辞、赋、书、画，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文艺高校。鸿都门学生都来自三公或地方高官的推荐，多为出身贫贱的平民子弟。他们只要精通辞、赋、书、画中的任意一门，便可以受到重用，有些担任刺史、太守，有些担任尚书、侍中，还有被封侯的。
　　鸿都门学的创立，是东汉时期的一件大事。在从汉武帝以来就“独尊儒术”的汉代，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儒家经学为唯一教研内容的旧观念，提倡文艺研究，开辟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篇章。与主要招收官宦子弟的太学不同，鸿都门学打破贵族、地主阶级对高等教育的垄断，广泛招收平民子弟入学，为后世的科举考试和设立专科学校奠定了基石。
　　汉灵帝创建鸿都门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政治目的。灵帝知道，自己的权力来自党锢运动，因而时刻不肯放弃对党人的禁锢。这样一来，他就把以士大夫为主的太学师生得罪了一干二净。随着时间的推移，灵帝和宦官集团发现自己身处困境，从太学里选拔出的新一代官吏在工作能力和政治忠诚度上都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他们迫切需要创办一所新的高校，以便取代旧太学的政治作用。为了保证毕业生对皇帝的政治忠诚度，新高校的教育方针必须与旧太学有明显区别。出于灵帝个人的喜好和行政需要，文艺便成为这所新高校的主要教研内容。
　　不过，汉灵帝的教育改革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因为鸿都门学彻底打消了以太学师生为主体的旧知识分子集团对汉朝的最后一线希望。过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具有党人身份，即便是党人，也可以期待赦免党人的诏书。然而，随着新高校鸿都门学的创建，旧知识分子集团强烈感到：自己已经被东汉政权完全抛弃了！将来，鸿都门学的规模无疑会越来越大，而太学的规模则会越来越小，这势必将导致儒学的衰败和旧知识分子集团的边缘化。
　　古代中国的正统知识分子可以容忍一切，但就是不能容忍自己无法做官。按照孔圣人的教导，“学而优则仕”乃是天经地义。而现在，一批不曾受过儒家教育，并未接受儒家思想，只忠于皇帝而不忠于礼教，甚至没有高贵门第的家伙居然也能当官并封侯，这无疑是对旧知识分子集团的最大侮辱和打击，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他们极端鄙视鸿都门学生，以至于“耻与为列。”

迷茫之鹰

　　随着鸿都门学的创建，东汉帝国中朝与外朝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了全新的高度。一开始，外朝的代表人物——灵帝的老师杨赐等人还上书抗议；但在上书无效之后，新的一轮流血政治斗争就无可避免了。
　　在驳回杨赐的奏折之后，灵帝变本加厉地重视鸿都门学，又命尚书为乐松、江览等32名鸿都门学的高才生绘制肖像画，并辅以赞语，这在以前可是只有孔门弟子和光武中兴功臣才能享受到的崇高待遇。尚书令阳球接诏之后，不禁勃然大怒，立即上表抵制，还要求灵帝立即废止鸿都门学。
　　阳球字方正，祖籍幽州渔阳郡，有武艺，天性残酷，是个典型的杀人狂。年轻时，有个官吏骂了阳球的母亲几句，阳球便组织了数十名少年，把那名官吏全家老小全部杀死，由此著名。对于此人，朝廷不仅未加惩办，反而非常欣赏，举孝廉，封尚书侍郎，从幽州调到首都洛阳来做官。这样的判决无疑有利于净化社会语言环境，也反映出，受儒家思想影响，汉代的孝道远远凌驾于法律之上。
　　汉朝是号称“以孝治天下”的第一个朝代，除了汉高祖和汉光武帝两位开国之君以外，所有汉代皇帝的谥号上都要加一个“孝”字，如“孝文帝”、“孝武帝”、“孝明帝”、“孝桓帝”等等。后来南匈奴附汉，也效法汉帝，在其君主“单于”的头衔上加一个“若鞮”，也就是匈奴语里“孝”的意思。 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特别重视孝，通过“孝廉”和“至孝”等南山捷径，任何人只要被社会认为够孝顺，都随时有可能升官。因此，在“二十四孝”之中，竟然有9个汉朝人，而唐朝只有1人，宋朝也仅有2人。在汉朝，只要打着“孝”的旗号，除了谋反，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做。袁绍服六年之丧，天下仰慕；阳球为母杀人，朝廷反加褒奖，都是汉朝“以孝治天下”的必然后果。
　　在洛阳，阳球被认为办事认真可靠，但最终却被降职外放。于是，他拿百姓的生命当出气筒，在为官之地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后来，汉灵帝因为阳球在九江郡(可能又是当涂县一带)解救被劫持的扬州刺史有功，把他调回洛阳，很快升迁为主管土木工程的要职“将作大匠”，随后拜为尚书令，这可是中朝里最重要的职务之一。
　　回到洛阳之后，阳球什么都看不惯，尤其讨厌宦官和袁家等名门豪族。他虽然一度为了当官，绞尽脑汁巴结中常侍王甫，还当了中常侍程璜的女婿，暗地里却说：“如果我阳球当了司隶校尉，这些家伙哪里有安身之处呢？”此外，他因为和蔡邕的叔父有私仇，便请程璜在灵帝面前诬告蔡邕。结果，蔡邕和马融一样，被剃光了头发，发配到长城脚下充军。阳球派刺客去追杀蔡邕，刺客觉得蔡邕是正人君子，不肯下手。阳球又派人给蔡邕的军官送礼，请他把蔡邕干掉，结果也被回绝。
　　凭借一己之力，阳球连一介书生蔡邕都难以搞定，当然更无法阻止袁家的继续升迁。公元178年十月，灵帝拜袁逢为司空，与太尉陈球、司徒袁滂并为三公。由此，袁逢也成为袁氏家族连续4代人以来出的第6位三公。这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是绝后的。更加惊人的是，袁逢与袁滂居然同时担任三公。同一个姓氏、同一个家族同时占据三公中的二个位置，自从王莽时代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由此也可以看出袁家成员在当时官场上惟我独尊的优越地位，难怪阳球等人会对他们恨之入骨。　　

　　与袁逢出任司空同一个月，灵帝的正妻宋皇后因被中常侍王甫诬陷，遭到废黜，随即自杀身亡，她的父亲和兄弟也都被逮捕，相继死在监狱里。这次突发事件的表面原因，是宋皇后没有生育子女，因而不受灵帝宠爱，但深层原因则是王甫、袁赦和段颎等人当年逼杀汉桓帝的弟弟渤海王刘悝及其妻宋氏，而这位宋氏正是宋皇后的姑姑。宋皇后计划杀死王甫，为其姑姑和姑夫报仇，王甫得知后，便反诬宋皇后诅咒皇帝。
　　宋皇后一家死后，灵帝就开始不断地做恶梦。在梦境中，他看到桓帝发怒，说刘悝和宋皇后冤死之后，在天堂提起诉讼，天帝将要严惩灵帝。灵帝听了大为惊骇，醒来后便向羽林左监许永询问。许永回答说，先帝圣明，这些全是冤案，应当尽快平反。于是，灵帝考虑牺牲王甫、袁赦、段颎等负责审理刘悝和宋皇后案的中朝成员，以求得到上天的赦免。在当时，这种迷信行为称为“禳祸”，与发生天灾之后，皇帝惩处大臣以求消灾的“禳灾”性质完全一样。
　　公元178年十一月丙子日(儒略历公元178年11月27日)，中国西南地区观测到日环食。灵帝十分紧张，赶忙着手“禳灾”，罢免了太尉陈球，改任光禄大夫桥玄为太尉。
　　 公元179年三月，太尉桥玄、司空袁逢相继因病被免职，这两个三公位置空了出来。太中大夫段颎、太常张济各自捐钱1千万，于是分别接任了太尉和司空。同月，京兆地区又发生地震，灵帝再次“禳灾”，罢免了司徒袁滂，改任大鸿胪刘郃为司徒，原太尉陈球也被重新起用，担任永乐少府。
　　永乐少府主管永乐宫事务，永乐宫是桓、灵两朝太后居住的地方。当时，住在永乐宫、被称为“永乐太后”的是灵帝生母董太后，她也是董卓的远亲。董卓既然是羌人，董太后又与他同族，所以汉灵帝就有羌族血统了。董太后素以喜欢干预朝政著称，灵帝卖官实际上就出自她的策划。
　　公元179年四月甲戌日(儒略历公元179年5月24日)，中国全境再次观测到日环食。半年之内两次日食，在古人心目中是无以复加的重大天灾，更坚定了灵帝与董太后杀王甫、袁赦、段颎等人“禳祸”的决心，而执行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显然是尚书令阳球。董太后听说新任司徒刘郃与步兵校尉刘纳都仇视宦官，于是让刘郃、刘纳、陈球等人联名向朝廷推荐阳球，使他改任自己梦寐以求的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听上去只是个校尉，其实却是东汉帝国内最有权力的官职之一，而且后世几乎再没有职权这么大的官职了。打个比方，它大约相当于明朝的北直隶总督兼南直隶总督，执掌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江苏、安徽6省市的军政。东汉时期，东至安阳，西至陇山，南至伏牛山，北至吕梁山，包括洛阳、长安二都在内的广阔领土，都属于司隶校尉的辖区。不仅如此，司隶校尉还有权逮捕、审讯和处分所有的中央官员，包括三公与宦官。
　　阳球上任之后，恰逢杨赐的儿子、袁隗的女婿、京兆尹杨彪向他报告，王甫的门生在地方上贪污了七千余万。阳球大喜，立即以此为由，奉诏逮捕了王甫、袁赦、段颎等人。除了段颎自杀之外，其余案犯均在狱中受酷刑折磨而死，家属都流放到边疆。
　　袁赦之死，是对袁家政治计划的重大打击。如今，他们与中朝之间的唯一一条纽带被无情地切断了，从此将不可避免地与中朝渐行渐远。袁家的政治角色将从中外朝之间的协调者，转变为外朝领袖。原本，袁绍的政治主张——消灭党锢运动的祸首宦官，领导党人颠覆东汉政权，在袁氏家族里显得非常孤立。而如今，它突然也成了袁家其余成员的选项。袁绍于是因祸得福，在家族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他的事业必然也得到了更多的赞助。当袁家的忠诚度都无法保证的时候，东汉政权的覆亡，真的已经指日可待了。更加糟糕的是，段颎之死很快就将导致西北边境上的一系列兵变，把东汉帝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迷茫之鹰

　　在王甫、袁赦、段颎等人死后，灵帝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不再梦见愤怒的桓帝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上天的宽恕，非常高兴，于是下令大赦，放松党锢，把“小功”级别以下的党人都从禁锢的黑名单上除名，允许他们重新做官。
　　灵帝希望朝野太平，可是司隶校尉阳球还没有喝够人血。王甫、袁赦、段颎等人虽死，他同样厌恶的曹节、张让、袁逢、袁隗、袁滂等人却还活着。于是，阳球制订了一个彻底铲除阉党和洛阳豪强的计划，对自己的部下说：“咱们先干掉大猾，然后解决豪右。宦官的事情由我出面解决，但像袁家这样的公卿豪右，你们直接下手就可以了，何必事事请示我这个司隶校尉啊？” 消息很快传遍京师，袁家等豪门听了大为吃惊，赶紧把自家的奢侈用品收敛起来，改过朴素的生活，并积极联络敌人的敌人——宦官。曹节、张让等宦官于是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建议灵帝提升阳球为卫尉。卫尉主管宫廷保安，地位虽然比司隶校尉高，却不能直接审理案件。半年后，他们又报告灵帝，说刘郃、刘纳、陈球、阳球等人与董太后密切来往，想要架空灵帝的权力。这可触了灵帝的大忌，他立即下令逮捕这些人，把他们全部处死。
　　 到了公元179年底，灵帝回过头来看自己在这一年办的事情，恐怕会追悔莫及。由他一手导演的这一系列中朝内讧，极大地削弱了中朝的实力，使其无法再与外朝抗衡。如今，外朝的党人们重新入主朝廷，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灵帝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赶紧着手培植年轻宦官，重用张让、赵忠、段珪等十余名中常侍，人称“十常侍”。更有甚者，灵帝据说还经常讲“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之类的荒唐话。
　　转过年来，也就是公元180年，灵帝在连续的政变之后感到身心疲惫，打算引进一些异国风情的娱乐节目。《续汉书•五行志》上说，他喜欢穿胡服，坐胡床、胡坐，吃胡饭，听胡笛，跳胡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袁家等京都贵戚竞相摹仿，洛阳的上层社会简直全盘胡化，令正统的儒生们深恶痛绝。
　　所谓胡服，不会是赵武灵王引进的那种窄袖上衣加皮裤的北方草原民族衣着，因为它在中国人心目中早已本土化，汉朝官员工作时经常穿戴，不再被视为奇装异服了。估计也不会是波斯长袍，因为波斯长袍的外观与汉族传统长袍差不多，只是花纹的区别大一些，恐怕不足以引起灵帝的兴趣。最有可能的是某种当时在中亚地区流行的希腊服饰，它们在佛教男性造像中很常见。灵帝信佛，所以他穿希腊服饰的可能性很大。胡床和胡坐是两种折叠椅，胡床屡见于近代出土的中国文物中，没有椅背，即北京人所谓的“马扎”，可能是古埃及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明的；胡坐大概是有椅背的折叠椅。当时，这两种家具在从罗马到印度的希腊化世界中都很流行，灵帝时传入中国，也不值得奇怪。
　　灵帝倡导的“胡化运动”，将中国宫廷变得面目全非。笔者估计，他这次“胡化运动”的仿效对象很可能是贵霜(Kushana)文化。由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是当时亚洲腹地的霸主，结合了亚、欧、非大陆上的多种文化，资助大乘佛教，并控制了印度北部和塔里木河流域的部分城邦，对魏晋南北朝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当时的东半球已经是一个初步全球化的世界了。
　　
　　全球化有利有弊。它的优点，当然在于促进世界各地先进文化科技的相互学习和发展；而它的一大缺点，便是导致瘟疫的传播。先秦、秦朝和西汉时期，中国极少发生大规模的流行病。按照《后汉书》的记载，在东汉中前期，中国也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瘟疫，只有地区性的小疫情。但自从桓帝末年开始，中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性瘟疫，半个世纪内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死亡，极大地加快了东汉帝国的崩溃进程。
　　这场大瘟疫的肇事者，正是那位据说在十几年前向汉桓帝派遣使团的“大秦王安敦”——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琉•安东尼。公元162年，他的副帝卢齐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和大将阿维迪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 Cassius)发动了对波斯的侵略战争，所过之处生灵涂炭。公元165年，罗马军攻陷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并将其夷为平地。但正当此时，西亚突然爆发大瘟疫，他们被迫撤退。疫情愈演愈烈，很快发展成人类有史以来最猛烈的瘟疫，扩张到整个已知世界。公元166年，也就是“罗马使团”到达中国的同一年，罗马军队凯旋回国，也把西亚的瘟疫传到了欧洲。在此后的20年内，这种欧洲人前所未见的怪病席卷整个罗马帝国，帝国人口因此下降了三分之一，也就是3千万左右。公元169年，卢齐乌斯•维鲁斯也染疫病死， 从此，罗马帝国元气大伤，30年内无力再度东征。如果那支在公元166年秋到达中国的“大秦使团”是真的，那么他们应是在公元164或165年从西亚启程的。当时正是罗马军队在西亚战果最大的时候，也是大瘟疫爆发前的潜伏期。
　　不期而至的大瘟疫令罗马人在亚洲的所有雄心壮志都化为泡影，但这次侵略战争还是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波斯难民。这些人纷纷涌入中亚避难，到贵霜和中国寻求生计，同时也把瘟疫带给了沿途的居民。自称波斯王子的高僧安世高与贵霜高僧支娄迦谶都在桓帝时期来到中国，将佛经翻译成汉语。安世高对医学尤其感兴趣，他翻译的许多佛经都与名医治病有关，这也说明医药在当时的波斯和中国都有极大的市场需求。中国传统医学与西方传统医学(又称“佛教医学”)的融合，始于安世高，成于华佗。可以说，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就是在东汉后期开始的。
　　看来，随着桓帝时期汉羌战争的节节胜利，西北丝绸之路重新被打通，西亚、中亚和东亚的人员来往又频繁起来。汉灵帝推行“胡化运动”，同时爆发全国性的大瘟疫，都是当时东西方交往重新活跃的直接产物。东汉末年的这次瘟疫与1100多年后蒙古人给欧洲带去的黑死病情况很接近，只是传播方向相反而已。
　　

迷茫之鹰

　　除了人口流动之外，大瘟疫爆发的另一个先决因素便是城市化。在人口密度小的乡村地区，人与人之间，特别是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交往较少，瘟疫就很难流行；但在人口密度大的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繁，外国人也经常出入，为瘟疫的流行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东汉一朝，特别是桓帝在位期间，中国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众多居民超过10万的大城市，导致东汉帝国成为瘟疫长期肆虐的乐土。
　　公元180年底，灵帝册封给自己生下头生子的何贵人为皇后，并拜何皇后的哥哥何进为侍中兼将作大匠。这位何进虽然是屠户的后代，但他本人却很有文化。据蔡邕的《太尉杨赐碑》记载，何进是杨赐的门生，所以他也就是灵帝的同学。因为受过大儒杨赐的高等教育，所以何进与上过太学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关系亲密，也很早就与杨赐的姻亲袁家熟识，这为他后来重用袁绍等党人，力主废除党锢、铲除宦官等政策埋下了伏笔。
　　公元181年，王美人给灵帝产下了次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何皇后的性情比宋皇后还要妒嫉，宫女每次怀孕后都要打胎，否则便难逃一死。王美人产子之后，立即就被何皇后毒杀。灵帝闻报大怒，亲手救下刘协，将他交给董太后抚养，称为“董侯”。从此，董太后与何皇后这对婆媳也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安葬王美人之后，灵帝余怒未息，打算废掉何皇后。张让等十常侍却认为，保护何氏一门对他们比较有利，于是围着灵帝哭泣，各自出钱1千万替何皇后赎罪。灵帝见钱眼开，不再惩办何皇后，并诏命何进出任河南尹。何进非常感激，把自己与何皇后的一个妹妹嫁给张让的儿子、太医令张奉，何、张两家从此结为儿女亲家。不料仅仅9年之后，何、张两家又将自相残杀，结果同归于尽。
　　灵帝敏锐的商业意识不仅体现在对何皇后的宽恕上，更体现在他发明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新游戏上。他在后宫里建造了一个市场，让宫女和太监们摆摊卖货，灵帝本人也亲自参予买卖，整天和宫人们讨价还价。同时，他迷恋于饲养宠物，在爱犬的头顶戴上进贤冠，还披上高官级别的绶带，大臣们看到后都气得发疯。灵帝又养了4头白色的母驴，给它们套上马车，穿着胡服亲自驾驶，乐在其中，那模样看上去大概有些像阿凡提。消息传出宫中，袁家等公卿贵戚又都竞相摹仿，于是驴价暴涨到与马价一样贵。当年偏偏是东汉马价最贵的时候，一匹好马能卖到200万钱，比桓帝时期贵数十倍。一头驴也能卖200万钱，可见当时的通货膨胀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先秦时中国没有驴，西汉时才经西北草原输入中国，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还称驴为匈奴人的“奇畜”。灵帝喜欢驴，也证明了这个有羌族血统的汉朝皇帝对西北草原文化的迷恋。
　　公元182年初，全国的疫情日益严重。汉灵帝归罪于大臣，诏命他们相互检举。太尉许戫、司空张济自己大肆贪污，却胡乱检举边远地区的26名官员。这时，曹操因为“能明古学”，又被起用，封为议郎。他与司徒陈耽联名上书，说窦武、陈蕃等党人受到诬陷而不平反，当今的权臣个个腐化堕落。灵帝看过表章之后，批评许戫、张济，又封那被诬告的26名官员为议郎，与曹操共事。许戫、张济受批评后心生怨恨，于是又通过宦官诬陷陈耽，将他问成死罪。曹操大概因为有阉党背景和曹嵩撑腰，再加上袁绍等朋友的帮助，并没有受到惩处，但从此就不敢再上书批评时政了。
　　当年四月，袁隗再次出任司徒。半年之后，杨赐取代许戫，出任太尉。看上去，旧的政治秩序似乎又要恢复了。但是，面对空前严重的瘟疫和经济危机，再加上灵帝这样一位君主，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袁隗这次入阁时，已经失去了最得力的助手——兄长袁逢。公元179年，袁绍、袁术的生父袁逢因病辞去司空一职，此后便在所有史籍中失踪，应当是在公元180～183年间病逝的。身为曾经担任过三公的要员，袁逢和他的父亲与祖父一样，享受到备极哀荣的葬礼。蔡邕当仁不让，再次执笔，在碑文中盛赞袁逢道：
　　“在您负责管辖的区域，您都预先深入了解当地情况，所以无需下达许多严肃的公文，百姓的风俗自然就变得淳朴；无需制订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一件事都能办得井井有条。您的恩惠是那样的甜美，您的心胸是那样的博大，真可谓是兼备了天道、人道、地道这三种才智 ，集刚、柔两种美德于一身，令别人实在难以超越。在此，我们献上自己由衷的颂词：‘上天真眷顾汉朝啊，所以赐给我们这样伟大的家族，世世代代辅佐皇帝治理天下；您的品德是那样的崇高，子子孙孙都不衰减。仰望那巍峨的宫殿，是您亲自建造；感受那完备的礼仪，是您亲自设计；倾听那美妙的乐曲，也是您亲自谱写。天子的表情是如此端庄，朝廷上的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职，官员和民众之间彬彬有礼，就连最遥远的西方国家都派遣使者前来学习，这太平世界的巩固和发展都靠您的睿智在支持。您的仪表是那样的高贵，您的品德是那样的感人，足以充盈整个宇宙！请看京城是多么的繁华，是因为有您在治理；请看禁卫军是多么的威武，是因为有您在统帅……’”
　　蔡邕就用这样一篇墓志铭，送走了袁绍和袁术的父亲袁逢。笔者不怀疑，袁逢的政绩能够被后人超越；但笔者很怀疑，蔡邕的这篇歌功颂德之词能否被后人超越。袁家对蔡邕确实相当照顾，据蔡邕在《与袁公书》信中说，袁家成员经常整日与他讨论学术，或者出外游玩，还不时举办宴会，一起喝麦酒，吃烤鱼，“欣欣然乐在其中”，关系看来十分融洽。 可是到后来，当袁家被董卓满门抄斩之时，蔡邕不仅未发一言相救，还继续忠心耿耿地辅佐董卓，为此搭上了自己的性命。笔者估计，蔡邕对袁家人拿自己当只会写墓志铭的书生看，而不帮自己在官场上开拓仕途，早已心藏不满，时间久了，便成积怨。于是，他当面把袁家人吹捧得越来越肉麻，背地里对袁家人却越来越仇视，这类事情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发生过。
　　身为墓志铭专业户，蔡邕感觉自己的生意越来越好做，这当然是因为去世的高官显贵越来越多。公元183年，前太尉桥玄病逝，享年75虚岁，蔡邕受桥家委托，再次提笔作铭。临终前，桥玄对赶来慰问的忘年交曹操说：“我死了以后，你如果路过我的墓地，而不准备一斗酒和一只鸡来祭祀的话，走三步以后也许会肚子痛，到时候可不要埋怨我啊！”
　　在乐天派桥玄的记忆之宫里，除了瘟疫和少数郡县的水旱灾情之外，自己人生的最后这一年应该算是比较太平的。然而，这只不过是大乱前夕最后的宁静罢了。一个风起云涌，激情澎湃，英雄辈出，诸侯割据的时代啊，马上就要到来。
　　

迷茫之鹰

　　第四章 千呼万唤始出来：瘟疫催生的活阎王
　　一场不期而遇的瘟疫，考验了中华民族，也考验了东汉朝廷的智慧。黑社会老大被迅速“招安”，他会痛改前非，为国效命吗？
　　第一节 瘟疫的力量：被逼出仕的黑老大
　　罗马人的到来，不仅给刘家朝廷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恐怖的瘟疫。既然XX无力控制疫病蔓延，无助的百姓们只好求助于神灵保佑，太平道迅速蓬勃发展。为了拉拢士人对抗黄巾起义，灵帝解除了党锢。党人领袖袁绍“被迫”出山，成了大将军何进的头号参谋。他会因此改变本初俱乐部的宗旨吗？
　　
　　公元2世纪末，中华文明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局。从未有人听说过如此恐怖的瘟疫，从未有人见过如此怪异的病情。尧舜时的大洪水没有动摇过中华民族的意志，东周时期的500年内战没有减少中华民族的人口。但如今，中华民族所要面对的敌人，似乎有着无穷的超自然能力，简直就是死神本身。自从公元171年开始，仅仅一个世纪之内，中国的在籍人口就从汉桓帝时期的5600余万下降到晋武帝时期的1600余万。对于损失的那4千多万人口，瘟疫至少要和战乱各负一半责任。
　　这场横扫整个欧亚大陆，夺走上亿条人命的第一场世界性大瘟疫究竟是哪种疾病呢？学术界已经就此讨论了上百年，至少提出过6种理论：天花、伤寒、疟疾、流感、霍乱、肺结核。不过，由于古人对病情的描述不像现代医学用语那样精确，所以迄今还难以得出结论。也许上述各种疾病兼而有之，也许是一种尚未被现代医学所知的流行病。
　　面对这来势汹汹的疫情，汉灵帝曾经尝试利用XX的力量加以控制，不过他根本无法制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方案。官员们几次到民间察访疫情，散发医药，但却无法收到什么效果。本书第一章中提到的那位司徒袁隗的夫人、大儒马融的才女马伦，也在公元184年“寝疾不永”，染疫而亡了。
　　既然官府帮不上忙，人们就只得求助于良医或神仙。
　　就像乱世出英雄一样，大疫也出良医。东汉末年，中国出了二位享誉千年的医学宗师，他们的人生本身就是空前的传奇。最离奇的是：他们本来都是官迷，并不想以医学为职业，只是在官场碰壁之后，才勉强投入治病救人的事业之中。其实，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名医都经历过这样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们原是知识分子，坚定地信仰“学而优则仕”，但总不能在官场施展抱负；而在改行从医后，由于有优良的文化修养，他们对古代医书的理解力远远超过一般的医生，再通过勤奋的不断实验，因而成为一代名医。
　　公元2世纪70年代的一天，“本初俱乐部总经理”何颙碰到了一位刚成年不久的年轻老乡，因为弄到了南阳郡的孝廉名额，所以准备入朝为官。何颙和他聊了很长时间，最后下断语说：“你考虑问题精密严谨，可惜观点与现在的主流差得较多，别人很可能认为你的格调不高。这样看来，你想在官场上有所成就，恐怕很难啊！现在正逢天下大疫，你如果改行从医，必能成为一代名医！”这个年轻人听了何颙的意见，不以为然。很快，他被朝廷委任为长沙太守，高高兴兴地上任去了。可是没过多久，他果然干不下去，被免职回乡。到了南阳郡，只见病死者白骨蔽野，惨不忍睹。这时，他才想起何颙的建议，于是虚心向南阳郡的名医张伯祖请教医术，后来终于超过老师，成为旷世“医圣”。
　　
　　这位与何颙同乡的名医姓张，名机，字仲景。作为那次大瘟疫的宝贵经验总结，他的《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至今仍被奉为最伟大的中医经典之一。在这两部著作中，他多次提及“伤寒”与“霍乱”两种流行病，但从该书内容看来，这两个概念和现在流行的西医疾病分类定义完全不一样，所以难以由此判断当时的瘟疫种类。
　　大约与张仲景同时或稍晚，在曹操的老家沛国谯县，也出了一位名医——华佗。他的事迹同样有趣，但由于和本书主旨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就不多谈了。
　　在那个瘟疫肆虐的年代，除了医学界欣欣向荣之外，宗教界也呈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汉灵帝时期，张仲景和华佗等名医都尚未出道，严重的经济危机又令众多贫困患者无力求医。他们此时唯一的选择，就是祈求神灵的保佑。当时，道教和佛教的精英意识较强，影响主要限于大都市，道士与和尚极少深入占东汉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乡间，那里自然就成了新兴民间宗教的天堂。
　　由于错误地将释迦牟尼当作越过秦国西行的老子，东汉人普遍把佛教视为道教的一个支派，以为两种宗教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在佛教的影响下，道教的宗教特色日益强烈，在东汉末年又产生了两个全新的支派：太平道和五斗米道。
　　太平道因其尊奉的主要经典《太平清领书》而得名。这部书共有10部，170卷，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太平经》。此经本名《素书》，只有2卷，后来经多人增补，才达到了如此庞大的规模。 早在汉顺帝在位时期，就有人将它献给朝廷，但是没有得到重视。随着大瘟疫的流行和经济危机的加剧，该书突然在民间流行起来。
　　《太平清领书》内容复杂，不易分析，但有2个突出的特点：一，它宣扬“人无贵贱”的平等思想，反对贫富分化；二，它的语言简明易懂，很少用生僻怪字，也较少引经据典，以说理为主，与当时流行的富丽堂皇文风不同。这2个特点都说明，该书作者的文化程度有限，甚至连《庄子》都未必通读过，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肯定不曾上过太学，而且极有可能接触过佛教，因为反对贫富分化和语言简明易懂都是早期佛经的特点。由于《太平清领书》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新鲜思想，采用了佛教的一些成功经验，所以能在民间取得异乎寻常的广泛影响，而太平道也很快成长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成功的宗教团体。
　　在主要领导人——祖籍冀州巨鹿郡的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领导下，太平道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到整个华北和华东地区，而华西的雍、益二州则成为五斗米道的地盘。张陵和张衡父子领导的五斗米道因对信徒收五斗米入道费而得名，这显然也是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它的教义比太平道简单，主要依据老子的《道德经》，但是忌讳和规矩更多，例如禁酒和禁止杀生等，所以暴力色彩很少。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即入道后可以享受免费食物和免费医疗。免费食物都来自信徒的捐赠，入道者聚在一起吃大锅饭，保证吃饱，但是不许多吃或偷拿。免费医疗实际上是一种巫术，神职人员手持魔法木杖，患者向他磕头忏悔，然后喝“符水”，也许是用某种草药熬成的汤，用以增强人体抵抗力。如果此后患者的病情好转，神职人员就赞扬他已经诚心信道了，否则便说他还没有信道，需要继续修炼。
　　公元177年，也就是汉灵帝北伐鲜卑惨败的那一年，张角兄弟及其主要弟子八人已经在社会上传教十余年，信徒数十万，广布于青、徐、幽、冀、荆、杨、兗、豫八州。组织规模太大，就容易触犯汉律。汉律严格限制民间群众性活动，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 而且实行永久性宵禁，禁止官员和百姓“夜行”和“阑出入关”(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出入关门)。 太平道信徒当然不可能不触犯这样的法律，但在东汉末年，地方官吏担心法不责众，往往知而不言。此前，灵帝已经连续7年大赦天下，犯罪的太平道信徒即便被官府逮捕，也都得到了特赦。司徒杨赐见状，便与自己的幕僚、那位以前上表骂桓帝的刘陶商议，奏请朝廷以拘拿流民为名，削弱张角兄弟身边的信徒数量，然后便可逮捕其首领。当时，中常侍张让、封谞、徐奉等宦官都与太平道有来往(后世信奉秘密宗教的宦官也为数不少)，于是以录用党人为由，罢免杨赐，将他的上书封存在档案馆里，不让灵帝看到。2年之后，司空张济、卫尉刘宽等官员也上书报告太平道行动不法，仍旧没有得到回音。
　　公元183年，已经出任侍御史的刘陶看到太平道的势力越来越大，张角本人甚至都来到洛阳传教，感到极大的威胁，于是又与奉车都尉乐松、议郎袁贡联名上疏，要求悬赏捉拿张角兄弟。这次，汉灵帝虽然看到了表章，却因为从未听说过太平道和张角，感到有些吃惊，就让刘陶去查《春秋》条例。汉朝倡导以儒家思想治国，凡事都要引经据典，所以写着“圣人之言”、“一字定褒贬”的《春秋》被当作帝国的宪法，疑难案件的裁决都要有《春秋》案例支持。刘陶翻了很长时间的《春秋》，无法找到任何关于民间宗教组织的记载，于是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这时，张角兄弟已经将数十万信徒按照地域组织为36方，每方由一名渠帅领导。公元184年初，大方渠帅马元义组织荆州和扬州的数万信徒北上，来到洛阳一带，与河北的张角兄弟取得联系，又和中常侍封谞、徐奉等宦官信徒约定，准备在三月五日“甲子”那一天同时暴动：张角兄弟攻取冀州首府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东)，马元义则与宦官攻取洛阳，一举颠覆东汉政权。为了便于相互识别，他们决定头戴黄巾，定秘密口号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已死”又作“苍天乃死”，是汉末俗语，见于公元170年曹操宗族墓的刻字砖上，显然是对现实不满的造墓工匠自刻的； “黄天当立”和马勉自称“黄帝”同理，都基于从“五行终始说”推导出来的“代汉者应属土德，崇尚黄色”的理论；“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则揭示了暴动的时间。这个口号里居然没有外人难以理解的黑话，说明太平道的组织程度还比较原始。
　　虽然规模巨大，但张角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首先是起兵的目的不明。太平道的信徒总计不下40万，加上老弱妇孺更多达百万，但和全中国人口相比，比例仍然非常小。能够赢得其他社会集团的支持，才是胜利的关键。否则，即便他们拿下洛阳，抓住汉灵帝，政权也长久不了。张角兄弟没有给全国民众勾画一个明确的政治、经济未来，就连“严禁土地买卖”、“平分田地”、“废止苛捐杂税”、“不纳粮”之类涉及民生的现实口号都没有，无法证明自己有统治中国的能力，代表多数民众的利益，在知识分子和职业军人中完全没有信徒，单纯依靠破产的贫民，注定难以持久。
　　其次是起兵的时间不当。张角其实早该起兵了，之所以拖到公元184年三月五日，是因为这一天是60年一遇的“双甲子”：甲子年甲子日。世传商纣王就是在甲子日被周武王大破于牧野，所以自古以来，在这一天展开军事行动都被认为很不吉利。 但张角偏偏要以周武王自比，既逢双甲子，又让信徒四处书写“甲子”这个暗号，官府自然会提高警惕。
　　终于，在三月五日前一个月，张角的弟子唐周给河南尹何进上书，告发了张角的计划。这次，灵帝总算不再执迷于《春秋》了，立即派人四处捉拿太平道信徒，处决了马元义等千余人，又到冀州各地悬赏捉拿张角兄弟。张角被迫命令全国信徒立即起兵，全部头戴黄巾，人称“黄巾”，又名“蛾贼”。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自称“地公将军”，张梁自称“人公将军”。显然，这三个将军名号是根据“天、地、人”三统终始循环理论制订的，由此也可见三统五行学说在东汉民间何等深入人心。

迷茫之鹰

　　张角兄弟领导太平道起兵后，一时间天下响应，黄巾军不日便俘虏了东汉的安平王和甘陵王，攻破多座城池，逼近洛阳。同时，张衡(又名张修)也领导五斗米道教徒在汉中起兵，攻打县城，但是因为实力有限，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
　　在风雨飘摇之中，灵帝匆忙跑到南宫的档案馆里查阅案宗，这才发现，杨赐、刘宽、张济、刘陶等人早已提醒过自己注意太平道的动向，大为感动，将这4人与侦破马元义案有功的何进册封为侯爵。为了拉拢士人对抗黄巾，中常侍吕强建议汉灵帝解除党锢，立即得到了批准。同时，灵帝又决定封何进为大将军，指挥全国军队围剿黄巾。
　　解除党锢和何进出任大将军的消息刚传出宫外，何进与袁绍就立即成了社会的焦点。
　　当时，袁绍的生父袁逢显然已经病逝，所以袁绍的叔父袁隗便成为袁家的族长。党锢可能解除的消息传来，人们都猜测，党人领袖袁绍将会立即入朝为官。朝廷大员纷纷邀请袁绍出山，而他却表示没有兴趣。中常侍赵忠非常不满，在朝廷上大嚷：“袁本初沽名钓誉，拒不接受朝廷的任命，反而养了那么多死士，不知这小子究竟想干什么？”这话当然是说给袁隗听的，他连忙回家找袁绍，告诉他赵忠的话，并威胁说：“你快要让我家破人亡了！”（裴松之《三国志注•董二袁刘传注》引《汉末英雄记》）袁绍只得接受了何进的邀请，并立即获得后者的高度信任，成为大将军府里的头号参谋。何进与何颙同郡同姓，很可能是亲戚，在袁绍投靠何进的过程中，何颙应当出力不少。
　　听说何进将要出任大将军，太尉杨赐派幕僚孔融去向何进道贺，何进的手下却不及时请他进去，也许是没有收到礼金的缘故。孔融不懂“宰相门前七品官”的规矩，等得烦躁，就夺走自己用于求见的名刺(类似今日的名片，用竹片或木块制成)，回太尉府去了。何进的部下纷纷要求派刺客杀掉这个不识抬举的孔融，但何进为了表示礼贤下士，反而向朝廷上表推荐孔融。但此事显然还是影响到了何进、袁绍与杨赐、孔融的关系，不久后，何进出任大将军，其异父同母弟何苗继任河南尹，而杨赐则被免去太尉一职。几天后，灵帝宣布大赦，正式解除党锢，太平道信徒也都得到赦免，只有张角不赦。
　　党锢令解除后，袁绍先被封为侍御史。当时袁术担任尚书，地位比侍御史高。袁绍不乐意位于异母弟之下，于是坚决请求把侍御史一职让给孔融。朝廷无奈，只好改封袁绍为地位比尚书略高的虎贲中郎将，统领禁卫军。
　　出任虎贲中郎将之后，袁绍便开始为何进招揽幕僚。在他的示范和劝说下，众多党人和名士相继投入了何进的怀抱，例如荀爽、荀攸、王谦、王允、王朗、王匡、郑泰、华歆、陈纪、边让、桓典、种劭、邹靖、刘表、蒯越、黄忠、鲍丹、鲍信、陈琳、韩卓、张津、毌丘毅等等，当然还有被何进委任为北军中侯、掌管北军五校禁卫军的何颙。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何进买帐，郑玄和申屠蟠两大名士就不肯屈从。郑玄被何进邀请到洛阳，一夜之后便逃之夭夭；袁绍多次到申屠蟠家“晓畅殷勤”，“至于再三”（见袁宏《后汉纪•灵帝纪》引黄忠写给申屠蟠的信。信中的“爰中郎”显然就是时任虎贲中郎将的袁绍），真可谓“三顾茅庐”，申屠蟠却称病不出。后来，何进又让自己的老乡黄忠再次写信劝说（《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说黄忠是申屠蟠的同乡，错。《后汉纪•灵帝纪》说黄忠与何进同乡，是正确的。按《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黄忠是南阳人，而何进也是南阳人，申屠蟠则是陈留人。除非汉末有二个黄忠，而且都与刘表共事过，但这种可能性实在太小），申屠蟠还是一字不答。当然，像申屠蟠这样的老顽固只是个特例，而且也证明了当时的袁绍是多么的礼贤下士，所以他自然能得人心。
　　在袁氏三兄弟之中，以大哥袁基的宦途最顺利。当袁绍惨遭党锢16年，袁术多年徘徊在“二千石”级别的边缘时，袁基已经升至了九卿之一的太仆，离“五世三公”只有一步之遥。在族长袁隗看来，这三兄弟里大概也只有袁基最为本分，没有八卦丑闻和狐朋狗友，宦途最为光明。如果东汉帝国还有前途的话，这当然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但是，随着天灾人祸的不断降临，就连袁隗也得作两手准备了。袁绍、袁术兄弟相继执掌禁卫军，身为司徒的袁隗在其中肯定功不可没。当黄巾军已经逼近洛阳之时，他应当非常清楚：决定未来世界走向的，将不再是毛笔和舌头，而是钢铁和战马了。
　　虽然大赦令下达，但黄巾军的攻势却有增无减。显然，灵帝无法在古书里找到什么对付黄巾军的办法，只得紧急召开御前会议。没想到，他在会上见识了一位比自己还要书呆的大臣——侍中向栩。向栩建议，只要派人对着黄巾军高声朗诵《孝经》，敌人必定会自动瓦解。灵帝听后气坏了，立即命张让把向栩抓到东汉时的东厂——黄门北寺狱，此人随即便死在那里。
　　其实，向栩死得有点冤，因为《孝经》为帝国XX武力镇压民众暴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孝经•天子》上说，所谓“天子之孝”，就是“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灵帝有没有“德教加于百姓”，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敢肯定；不过，“刑于四海”却正是他打算付诸实施的。在什么情况下，天子有必要“刑于四海”呢？《孝经•纪孝行》又给出了非常清楚的答案：“为下而乱则刑”。张角身为庶人，擅自组织民众与朝廷对抗，当然是“为下而乱”，理应加重刑了。
　　看到皇上已经决心武力镇压黄巾暴动，皇甫规的侄子、北地太守皇甫嵩便从军事角度出发，建议灵帝捐出宫中藏钱和西园厩马，奖励军士，灵帝批准了这个意见。郎中张钧请求灵帝处死十常侍以谢天下，反被宦官诬陷为学太平道，和向栩一同死在监狱里。不过，张钧的表章还是震慑了十常侍，他们纷纷拿出家财以充军费，从而加快了部队的组建速度。
　　三月底，镇压黄巾的汉军两路出师：北中郎将卢植、东中郎将董卓、护乌桓中郎将宗员率北军五校及幽、凉、并、冀4州兵马，北征河北的黄巾主力；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豫州刺史王允、骑都尉曹操、左军司马孙坚、护军司马傅燮率三河骑士、豫、青、兖、徐、荆5州兵马，东征河南黄巾；何进与袁氏三兄弟坐镇洛阳。
　　战争一开始，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但官军因为物资充足，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还是很快占了上风。六月，卢植、董卓、宗员将张角围困在广宗。灵帝闻报后很兴奋，派小黄门左丰到前线察看军情。卢植不肯贿赂左丰，后者就向灵帝打小报告说：“我看广宗的敌人很容易歼灭啊。卢中郎现在按兵不动，就等着老天来惩罚对手了。”灵帝大怒，下诏将卢植逮捕，又勒令董卓加强攻势。董卓只好硬着头皮进攻，结果被张角在下曲阳打得大败，也遭到革职查办，河北的战局一时朝着对黄巾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但与此同时，皇甫嵩、朱儁、曹操、傅燮的河南方面军却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八月，皇甫嵩在歼灭了大部分黄巾军后移师北上，与董卓的残部会合，随即向张角军扑来。九月，张角再次被围困在广宗，并很快像洪秀全一样死了。十月，皇甫嵩攻破广宗，杀死张梁，将张角剖棺戮尸。一个月之后，皇甫嵩又攻陷下曲阳，杀死张宝。至此，由太平道领导的这场黄巾大暴动在9个月内便宣告失败。但就像大地震之后必然还有余震一样，黄巾运动并未完全停息，此后又曾发生过多次影响力较小的黄巾暴动。
　　战胜黄巾军之后，王允在张角的文件中发现了中常侍张让宾客与黄巾交通的信函，立即上报朝廷。灵帝大怒，痛斥张让，但又不予惩办。张让由此恨王允，后来数次将他陷于死罪，赖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联合力保，才得以免死。能够把王允与何进、袁隗、杨赐三人联系起来的，当然非袁绍莫属，难怪王允后来会对袁绍忠心耿耿。
　　关于黄巾暴动的过程，袁宏的《后汉纪》再次向我们提供了与《后汉书》截然不同的版本：唐周(唐客)上书告的只有张角兄弟，没有马元义；张角于二月起兵，汉军随即东征，马元义见洛阳防备空虚，这才策划在五月乙卯日暴动；卢植一介书生，本不是张角的对手，把张角包围在广宗的主将是董卓；《后汉纪》说朱儁讨黄巾时的军师是蔡邕，而《后汉书》说蔡邕当时正在扬州流浪……如此等等。区区一年之内的事件，竟然就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说法，足见汉末历史的复杂程度。
　　此外，可以肯定的是，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并没有参加过对张角兄弟的讨伐。当时，刘备年仅24虚岁，关羽、张飞大概都未成年。3年之后，他们才参加了公孙瓒、邹靖的军队，攻打张纯叛军和青州黄巾。
　　 听说黄巾暴动已经被皇甫嵩迅速平定，灵帝喜出望外，立即将这一年改元为“中平”，意为“实现中兴”和“恢复太平”。其实，更大的混乱还在等待着他。

迷茫之鹰

　　第二节 中平羌乱：凉州军阀集团的形成
　　听说黄巾暴动被迅速平定，灵帝喜出望外，立即改元为“中平”，希望“实现中兴”和“恢复太平”。可等来的却是更难对付的打着消灭宦官旗号的凉州军阀集团的叛乱！
　　汉灵帝是一个罕见的金融天才，不仅发明了“分期付款”和“零首付”，还深谙房地产经营之道，且热心参与科技发明。在中国历代皇帝里，极少有人能将这些优点集于一身。可他的全新治国理念却不幸触怒了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因而注定要成为史书中的反面教材。
　　
　　当汉军与黄巾军在黄河下游拼死搏杀之际，黄河上游正默默地酝酿着更加强烈的政治风暴。如果我们在当时逆黄河而上，又会看到怎样的一幅景致呢？
　　蓝天、雪山、青海、森林、草原，童话般的幻境，天堂般的土地；微薄的氧气含量，刺骨的寒风，无与伦比的海拔，难以攀援的山峦，兀鹫与雪豹的巢穴，地狱般的世界。
　　这里就是世界屋脊、长江与黄河之母——青藏高原。
　　公元2世纪的青藏高原，和现在的样子大不相同。当时，山峰的高度比现在要低几米，森林覆盖率更高，野生动物更多。但最大的区别是：当时的青藏高原既没有喇嘛，也没有庙宇。在公元4世纪之前，佛教还没有传到这里呢。
　　严酷的自然环境，锻造出坚韧、勇敢、智慧的居民。至少在5千年前，青藏高原的居民就已经走在了世界文明的前列，活动于青海湖一带的齐家文化更是最早使用青铜器的文化之一。放牧牛羊一直是青藏高原居民的主要经济活动，这个民族也由此得名：羊儿为“羌”，羊女为“姜”，所以大多数羌族人都姓姜。
　　羌族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大约5千年前，姜姓炎帝率领他的羌族百姓沿黄河东进，与姬姓黄帝率领的南下部落融合，由此形成了炎黄子孙。殷墟甲骨文显示，羌族(羌方)是商朝最强悍的对手之一。最终，在姜子牙的领导下，羌族与周人联合，在牧野歼灭商朝军队，开创了大周800年基业。作为奖赏，多个羌族部落被周王封到东方，形成了齐、申、许、纪等诸侯国。多数周王都迎娶了羌族的姜姓公主为王后，所以每一位周王室成员都有羌族血统。但在西周末年，周幽王因为迷恋褒姒，竟与他的羌族王后离婚。为了惩罚这位不自量力的好色国王，羌族领袖申侯联合犬戎推翻西周，拥立自己的外孙姬宜臼为新的周天子，迁都洛阳，也就是东周的开国之君周平王。
　　东周建立之后，齐国兴起，逐渐取代了申国的羌族领袖地位。齐桓公姜小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尔后，黄河中下游的羌族逐渐适应了农业生活，与周人、夷人、楚人、秦人等古老民族融合，形成了西汉时期的汉族。但是，他们远在黄河上游的同胞仍然过着几百年之前的游牧生活，而且一度臣服于匈奴，对汉帝国的西北边疆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东汉时期，匈奴虽然衰败，羌族的威胁却越来越大。直到汉桓帝重用“凉州三明”，才抑制住羌族的扩张势头。然而，羌族还远未灭亡，他们与南匈奴、湟水流域的小月氏(湟中义从胡)、河西走廊的休著屠各等草原民族一样，或是在汉军中服役，或是过着和以前一样的游牧生活，人口迅速增长，已经不逊于当地的汉族数量。
　　公元179年，羌族的征服者段颎在狱中自杀，他的许多老部下因而不再信任东汉XX。5年之后，黄巾暴动的消息传来，这些将士便与他们本应负责防御的游牧民族结成同盟，计划与黄巾军从东西两面夹击汉朝。与张角手下那群毫无军事经验的乌合之众不同，这些人个个身经百战，对汉军的战术了如指掌，并拥有不亚于任何一支汉军的优良装备。未来，他们将攻陷长安和洛阳，在东汉帝国的首都里尽情发泄自己积累多年的仇恨。不过，张角军的迅速崩溃使得这些人只得单独行动，史称“中平羌乱”。
　　“中平羌乱”的主要领导人——金城人边章、韩遂(字文约，又称韩约)是凉州的两位名士，向来非常仇视宦官。听说何进即将出任大将军，韩遂便到洛阳来，劝他借手握兵权的时机消灭宦官。何进没有同意，韩遂悻悻离去，决定利用自己在凉州的势力，用武力逼迫朝廷就范。
　　公元179年段颎死亡之后，凉州军阀集团一反他们的老领导亲近宦官的政策，转而积极要求铲除宦官，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宦官们在后方享受荣华富贵，克扣军饷，盘剥将帅，凉州军人对此怀恨已久；其次，宦官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士大夫中间的名声实在太差，与宦官走得太近，给凉州军阀集团的形象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也不利于他们与各地行政单位合作；第三，灵帝中期天下大乱，凉州军阀集团倚仗自身无与伦比的强大兵力，企图夺取帝国中央政权，而掌权的宦官自然就成为他们必须除去的对象了。
　　然而，凉州军阀集团企图联合反阉党的士大夫消灭宦官，进而控制朝政的野心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并不具备统治国家的能力。凉州军阀集团本身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汉族血统，有些甚至不是黄种人，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不熟悉中原的风俗习惯，难以被广大汉族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为统治者。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原士大夫比一般老百姓更加看重“华夷大防”，骨子里看不起凉州武士这样的“羌胡杂种”，虽然可以一时联合他们打击共同的敌人宦官，但等宦官一灭，他们必定会设计推翻凉州军阀集团，独掌朝政。这就是此后几年内即将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是袁绍与董卓之间的关系从合作转变为敌对现象的根源。
　　除了韩遂劝说何进的A计划之外，凉州军阀集团还有B计划，劝说的对象是他们自己的领袖——车骑将军皇甫嵩。当时，皇甫嵩已灭黄巾，手握重兵，威震天下。凉州汉阳郡名士闫忠造访皇甫嵩，以韩信的例子劝他及早清君侧，皇甫嵩也不肯答应。闫忠只好返回凉州，半路上巧遇曾经自称是段颎外孙的武威人贾诩。两人交谈甚欢，闫忠还称赞贾诩“有(张)良、(陈)平之奇。”这位贾诩后来成为凉州军阀集团的主要谋士。“闫”是凉州的大姓，韩遂的女婿——几乎杀死马超的猛将闫行就是金城郡人，与闫忠家乡汉阳郡接壤，两人可能沾亲带故。 韩遂与闫忠很早就走到一起，绝非偶然。
　　公元184年十一月，右中郎将朱儁攻陷太平道黄巾军的最后据点——宛城，第一次黄巾暴动宣告结束。同月，边章、韩遂、闫忠和小月氏酋长北宫伯玉、李文侯等段颎旧部以讨宦官、清君侧为名，在北地郡起兵，攻杀护羌校尉泠征、金城太守陈懿，大举东进，在当年年底渡过了黄河。有趣的是，边章、韩遂、闫忠三人都说自己是被羌人劫持的，这种推卸责任的话恐怕连小孩子也骗不了。除此之外，陇西人宋建也自称“河首平汉王”，在黄河上游建国，公然与东汉政权对抗。
　　公元185年初，东汉帝国又遭遇了一连串自然灾害：正月，瘟疫大起，死者如乱麻；二月，东汉皇宫的主要建筑南宫发生火灾，云台、嘉德、和欢三大殿全部被焚，烈火足足烧了半个月才灭，可见其规模之巨。
　　南宫被焚毁之后，灵帝便增加了一个全新的业余爱好：建筑学。这位多才多艺的年轻君主亲手规划了一些新式宫殿，可是苦于经费不足，难以付诸实施。十常侍于是建议灵帝提高农业税，每亩增加10钱，用以修建新宫。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在公元2年，西汉帝国拥有“可垦不可垦”(半可垦)地3229万顷，定垦田827万顷，总垦田面积估计接近2千万顷，合20亿亩。东汉时期，江南、辽东和陇西的荒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当地人口剧增。以此估计，灵帝时全国的耕地至少不会低于20亿亩。每亩增加10钱农业税，XX收入就至少多了200亿钱，相当于桓帝时期3年的帝国税收。
　　和粮食总产量相比，再考虑到灵帝时通货膨胀严重，货币购买力下降了几十倍的因素，每亩加收10钱农业税其实并不算很重。但当时正逢大乱之后，天下饥荒，瘟疫横行，灵帝不减免税收，反而加税，无异于釜底抽薪。各地的耕地情况也非常不同，有些肥沃，有些贫瘠，《尚书•禹贡》里就已经把全国的耕地分为9等。一刀切地每亩加收10钱农业税，势必造成极大的不平等，但这已经是灵帝无暇顾及的了。
　　显然，灵帝设计的新南宫建造费用远远超过了200亿钱，因为他又恢复了以前为兴建“鸿都门学”集资而制订的“卖官鬻爵”制度。而这一次，灵帝再次显示出了超越时代的金融才华。为了能够将官爵多卖些钱，他居然发明了“分期付款”和“零首付”这样的天才方案。每一个被赐予高级职务的官员都必须先到西园问价，在“助军钱”或“修宫钱”这2种欠条中挑一种签字，然后才能走马上任。因为用“分期付款”和“零首付”代替了“一次性付清”，所以官价暴涨：1千万原来足够买到三公，现在却顶多只能买到一个太守，而能够一次性付完全款的人则继续享受原先的价格。与以前临时性的荣誉摊派不同，这次卖官公开逼官员们替XX长期盘剥百姓，等于变相增加税收。
　　当时，侍中刘陶升任京兆尹，因而欠下西园1千万修宫钱。他拒绝还款，装病不上班。由于刘陶名气大，所以灵帝特批免除他的债务，改任谏议大夫；河内郡有个叫司马直的人，大概是司马懿的亲戚，被朝廷委任为巨鹿太守。灵帝虽然特批给他优惠300万，但司马直仍然请求辞职，朝廷不许，于是悲愤自杀，死前上奏一本，痛批卖官制度。灵帝读了之后也有些感慨，于是暂停征收修宫钱，但很快又恢复了。
　　当然，大多数官员还是乐意出，也出得起“助军钱”和“修宫钱”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崔烈和曹嵩。公元185年三月，袁隗因长期生病，辞去担任了整整2年的司徒一职。读者应当记得袁逢、袁隗、段颎、杨赐为之联合办丧事的那位冀州名士崔萛，崔烈就是他的堂兄，早已官至九卿，一直苦苦等着当三公。听说袁隗将要下台的消息，他就找到灵帝的乳母程夫人，希望以优惠的价格补缺。结果，崔烈只一次性付了500万，便当上了司徒，就连灵帝本人都对这样低廉的价格惊叹，社会上人人议论。崔烈之子崔钧时任虎贲中郎将，大概是袁绍的前任，对父亲反映了外界的嘲讽，结果反而遭到气急败坏的殴打。崔烈也知道便宜没好货，担心自己的司徒当不长，于是追加投资，结果在当了2年司徒后改任太尉，又当了半年三公。崔烈下台后，曹操的父亲曹嵩花了1亿钱，才为自己搞到这个太尉之职。

迷茫之鹰

　　看到手头的资金渐渐充裕了起来，南宫尚未完工，灵帝又开始修造小金库“万金堂”，把本来由大司农掌管的基础设施建设款和防震减灾资金全都转移了进去。同时，这位天子还计划莅临冀州，巡视河间地区，但并不是为了安抚灾民，而是以他自己的名义购买田宅。河间是灵帝的家乡，位于黄河下游，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但因为临近黄巾暴动的主战场，受其影响，一年来地价大幅下降。长期关注不动产投资业界新闻动向的灵帝非常看好河间板块，认为现在购地是无风险套利。于是，他不仅亲自出马，还带上十常侍一起去团购，以便能更好地压价。
　　
　　从商业角度说，灵帝的这次决策也许是对的；但从政治角度说，则是东汉末年的一大丑闻，而且差点让灵帝血本无归。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坚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说，全中国土地的大产权都归皇帝本人所有，臣民能够享有的只是小产权或使用权。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才有向皇帝缴纳地税的义务。而如今，汉灵帝却费尽心思聚敛小产权或使用权，这当然会与汉朝传统的经济观念严重冲突。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个治国理念如此荒谬的家伙已经不再适合担任帝国的君主了。在这些希望推翻灵帝统治的仁人志士之中，当然就包括“本初俱乐部”的许多成员。
　　
　　灵帝要北巡冀州河间，主要负责接待的当然是冀州刺史王芬。此人的政治立场接近清流，经常与刚刚解除党锢的陈蕃之子陈逸来往。某日，王芬在家中招待陈逸和以精通阴阳五行与天文而闻名海内的术士襄楷。襄楷对他们说，据自己夜观天象，宦官们很快就要被消灭了。王芬和陈逸听后大喜，以为边章、韩遂、闫忠、北宫伯玉等人清君侧的行动将会成功。于是他们派人到洛阳去，与“本初俱乐部”商定，灵帝和十常侍一入冀州，王芬便发动兵变，而“本初俱乐部”则与何进、袁隗等朝廷大员迎立合肥侯。
　　
　　作为“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许攸、曹操等人都得到了王芬的消息，所以袁绍、何颙肯定也知情。最偏袒曹操的《魏书》收录了曹操的一封冠冕堂皇的《拒芬辞》，显然是为了证明曹操不仅忠于汉室，而且机智过人。这篇文章内容也许是真的，但它恰恰说明，曹操了解王芬等人的谋反计划，只是因为觉得时机不成熟而表示反对，并且没有上奏朝廷。知道谋反阴谋而不报告，这种事情无论放到任何朝代，都肯定与谋反同罪。如果事情败露，曹操一家理应被满门抄斩。笔者怀疑，曹操的父亲之所以要花1亿钱购买本来只值1千万的太尉，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官价暴涨，而是为了替曹操赎罪。
　　　　公元185年春季，其实是个造反的好机会。三月，边章、韩遂、北宫伯玉等人长驱直入，兵锋直指渭河流域。当此危难之际，凉州刺史左昌反而贪污军饷数千万，又指挥无方，导致部将夏育、盖勋等人纷纷战败，叛军杀入三辅，渐渐逼近长安。司徒崔烈勇于买官，却怯于战斗，居然建议朝廷干脆把凉州割让给边章、韩遂、北宫伯玉等人，划陇山而治，遭到议郎傅燮的痛批。这次灵帝的头脑还算比较清醒，封傅燮为汉阳太守，与左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董卓前去讨伐。
　　皇甫嵩接旨以后，觉得骑兵不足，请朝廷招募3千名乌桓雇佣军。何进的部下、北军中侯邹靖(刘备后来的上司)认为乌桓兵弱，不如去招募鲜卑人。灵帝让四府官员讨论，何进的幕僚韩卓支持邹靖，认为乌桓兵弱，又是鲜卑的死敌，一旦随官军出击，鲜卑袭击其后方，乌桓人必定从前线撤退，造成巨大的混乱，影响汉军士气，不如招募鲜卑。车骑将军何苗的幕僚、《汉官仪》与《风俗通》的作者应劭反对，认为鲜卑本性比乌桓凶残，长期与汉朝敌对，以往鲜卑雇佣军入境后都要四处奸杀劫掠，战后又逼着汉将送给他们钢铁和武器作酬劳，日后遗患无穷，还不如招募陇西羌胡中没有参加叛乱的部落。朝廷多数人同意应劭的看法，但最终并未招募到多少人。
　　皇甫嵩和董卓带兵进入关中，与敌军对垒多日，却并不作战。笔者估计，闫忠造访皇甫嵩，很可能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皇甫嵩及其子皇甫坚寿和董卓的关系一直很好，晚年虽然略有冲突，但整体上仍旧能够和睦相处。皇甫嵩恐怕是在为是否与韩遂等人联盟，讨宦官、废灵帝而犹豫；董卓是灵帝生母董太后的亲戚，所以他大概坚决反对废黜灵帝。二人的意见难以统一，于是只好暂时按兵不动。
　　同样是在公元185年春季，司隶部和并州的农民也纷纷暴动，共有杨凤、黑山、白骑、黄龙、左校、牛角、飞燕、于毒等数十部，从北面威胁洛阳。王芬借此机会上奏说，这些造反者攻劫郡县，必须讨伐。朝廷应该立即拨给自己一支军队，这样才能在灵帝北巡时保证安全。这时，太史令又报告说天象不佳，有针对皇帝的阴谋，灵帝于是取消了到河间团购房地产的计划，并召王芬入京。王芬担心阴谋已经暴露，于是自杀。
　　奇怪的是，这次阴谋至此就划上了句号。许攸、曹操等人都没有受到调查和处罚，实在不合情理。即便曹腾能够花钱为曹操赎罪的话，但许攸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唯一的合理解释是，他们有袁绍这座靠山撑腰。袁绍后来曾经说“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大概就包括这件事在内，这其实也是他作为黑社会老大应尽的义务。此时的袁绍深受何进与袁隗两位朝廷大员的信任，言听计从，虽然官职不过中郎将，其实早已一手遮天。帝国当局的重要文件大都要经何进与袁隗之手，所以袁绍不想让灵帝知道的事情，灵帝想知道还真困难。
　　不过，中朝也并非那么无能。对于皇甫嵩按兵不动，与闫忠等人来往的事情，他们绝非全然不知。于是，中常侍张让来到前线，向皇甫嵩索要5千万钱。张让与皇甫嵩非亲非故，突然索要这么一大笔钱有些突兀，恐怕是借皇甫嵩与闫忠来往之事讹诈。皇甫嵩不肯出钱，于是在七月被罢免军职，削减封地，回家乡休息，他的部队则全部交由董卓统领。
　　八月，看到西北叛军已经威胁到了西汉诸帝陵园的安全，灵帝终于着急了，封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袁绍的族孙、执金吾袁滂为副将，与荡寇将军周慎、右扶风鲍鸿、扬武都尉陶谦、参军事孙坚等将领率领十余万大军西征，与董卓联合讨敌。此外，又按照皇甫嵩的老建议，招募了3千名乌桓雇佣军，令涿县令公孙瓒统领。公孙瓒是卢植的学生，刘备的学长，以善于指挥骑兵闻名。但因为后勤补给跟不上，又听说鲜卑人来袭，这些乌桓骑兵就像韩卓预言的那样，一窝蜂地离开公孙瓒溜走了，随后给河北地区制造了巨大的混乱。前中山相张纯本来想指挥乌桓雇佣军立功，却被公孙瓒抢了先机，因而对朝廷不满。见此机会难得，他便与前泰山太守张举合谋，暗中联络这些乌桓人，准备起兵反汉。
　　张温出征时，成都人张玄又来劝他，在宦官前来饯行时将其一网打尽，然后回师洛阳清君侧。张温不肯从，张玄长叹：“事行则为福，不行则为贼。”逃入山中隐居起来。九月，张温军进抵美阳(今陕西省武功县西)，遭遇韩遂军主力。参军事孙坚自恃骁勇，率领千余名新兵冲阵，被敌人围困起来，杀得全军覆没。孙坚丢了军官印绶，只身逃回来，张温手下诸将都嘲笑他，只有董卓佩服孙坚的勇气。 《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说张温的大军刚到，边章、韩遂等人便不战而降，所以孙坚没有立下军功等等，明显是在为孙坚的惨败开脱。该书又说董卓开会迟到，言语冒犯张温，孙坚便劝张温杀董卓，同样荒谬。董卓身为大将，历年军功甚多，手握重兵，部下亲附，还是董太后的亲戚，张温想杀都未必杀得了。后来，董卓恨张温而欣赏孙坚，也说明事情的真相正好相反。张温人品不佳，陶谦就很讨厌他。《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力图让读者相信的，是孙坚与董卓的关系一向恶劣，好人与坏人永远黑白分明的假相，这和其它史料希望让读者相信，曹操早已同袁绍决裂的现象如出一辙。
　　十月庚寅，灵帝的老师、袁逢的亲家、司空杨赐去世，举朝哀悼。同月，张温、孙坚等人的败状渐渐传到洛阳，许多官员都知道了，却不敢报告灵帝。谏议大夫刘陶忍无可忍，上奏书说：“车骑将军张温有勇无谋，把全部主力集结在第一线，连支预备队都没有。西羌叛逆的将帅多是段颎的老部下，熟悉军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变诈无穷。现在，胡骑连战连胜，已经攻进了陵园，离张温的营地不过咫尺之遥。臣时常担心，敌人一旦向东北绕道河东、冯翊，奇袭函谷关，包抄其后路，我军将无人能够返回。臣知道自己废话太多，招人讨厌，但实在不能不说，因为一旦国家危险了，臣也无法再活。现在我报告8件要事，希望陛下能够尽快采纳。”随后报告了8件事，大都是对宦官的批评。
　　 自从韩遂等人以诛灭宦官为名起兵以来，这些半阉人就一直生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现在见刘陶的意见与韩遂相同，他们便向灵帝诬告刘陶说：“现在四方局势平静，而刘陶一心唱衰朝政。前线的军情我们都还没听说，刘陶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他大概是韩遂一党吧？”于是以里通羌虏，与黄巾余党来往之名逮捕刘陶，刘陶愤而在狱中自杀。
　　事实证明，刘陶的判断有些过于悲观了。十一月，北宫伯玉、边章、韩遂粮草已尽，又看到彗星出没，感觉天象对自己不利，于是决定撤退回家乡。董卓闻讯，立即出营追击，消灭了几千名敌人。西北叛军也不抵抗，一路跑到凉州金城郡榆中(今甘肃省兰州市东)。
　　张温得到董卓的捷报，大为振奋，认为可以一举荡定凉州，于是分兵两路：荡寇将军周慎率3万人西追边章、韩遂，破虏将军董卓率3万人北讨先零羌。董卓认为敌军主力尚存，这样贸然进军肯定打不下来，但张温不听，两人之间的矛盾从此升级。最后董卓无奈，带着兵马北上，但又派别部司马刘靖率4千人东进到安定(今宁夏南部和甘肃东部)，伪装出有几万人的声势。羌军虽有兵力上的优势，但担心安定的援军，果然不敢贸然围攻董卓。董卓也不卖力进攻，谨慎行军，令对方无机可乘。
　　与董卓军北上同时，周慎军逆渭河而上，逐步逼近榆中。孙坚对周慎建议说：“榆中城小而坚固，兵力再多也难以很快攻下。但此城中目前粮草短缺，必须从外输入。我愿带1万精兵快速挺进金城，断其粮道，将军率2万大军在后接应，敌人肯定不敢迎战，也不能坚守，只好突围而出，这样就容易消灭了。”周慎因为美阳战役的原因，一直看不起孙坚，所以不采纳他的建议，率领3万大军缓缓进军，包围榆中。边章、韩遂果然带骑兵包抄过来，反而切断了周慎的粮道。周慎手足无措，被迫狼狈撤退，在关西铁骑的前后堵截下，损失了大部分士卒。
　　听说周慎战败，董卓知道自己不能再孤军深入，立即下令撤退，但还是在望垣(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北)被敌人追上，包围在渭河边，箭尽粮绝，陷入险境。董卓于是声称要捕鱼给将士充饥，在河上造了座水坝，将河水水位降低，然后连夜渡河，随即拆毁水坝。敌人次日发现之时，渭河的水位已经很高，人马无法渡过。就这样，董卓全师而退，因功被封为侯爵。汉灵帝并不怪罪张温，反而封他为太尉，孙坚也因作战勇猛而升任长沙太守。
　　起初危机四伏的公元185年，就这样在新的危机中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