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中国的一个被忽视的重要因素

永沁

在最近几年，通过考古和文献研究，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大帝国----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从震惊世界的秦兵马俑到称绝古今的秦始皇陵，从出土的超长秦剑到标准化的秦弩机，还有数以万计的秦标准三棱弩镞，所有这些都在逐步揭示埋藏了数千年的大秦真面目。


不过，在所有的研究中，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秦王国的军事核心--军官团。

秦王国建立初期，从一个为周王室养马的小部落开始发展，在与游牧人的血腥厮杀中艰难的维持。到了西周东周交替之际，西周国君周幽王为了博取美人褒姒一笑，大玩烽火戏诸侯的把戏，最终玩火自焚，被大举入侵的游牧人杀死，国都丰镐彻底毁坏，人民流散，一片凄惨。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在秦部落和其他诸侯的帮助下仓皇东逃，被迫迁都洛邑（现河南省洛阳），历史上叫东周，而西周原来的国都附近领地，作为对秦部落参加勤王行动的酬谢，秦部落首领同时获得了诸侯的地位。这次事件，不仅使得周王室地位大大衰落，也开创了一个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春秋时代，此时的秦部落，获得了周王室下属的最高级地位--公国，秦部落首领可以成为“公”，这是仅次于周王的贵族爵位。

升级为公国的秦国，在诞生初期，在游牧人的掠夺厮杀中风雨飘摇，为周王室捍卫西部边疆，多任秦国公战死沙场，其他秦国小贵族和平民的伤亡更是不计其数。关于民族战争这一点，绝不应当站在现在的民族划分状况，看待数千年前的事件。春秋时代的秦公国，其包含的血缘成分发生了相当大的融合，在秦公国数百年由弱到强的厮杀征战中，大批屈服于秦公国武力的游牧部族和秦公国周围零散部族，陆陆续续纳入到秦公国的统治领域，对于这些新进人口，秦公国的法律和管理表现出了惯有的平等对待，因此加快了文化上的融合。虽然说秦公国比起春秋时代的其他中原诸国，似乎比较落后，时常被视为蛮夷，遭到歧视。但是这个时期的秦公国，已经出现了军事核心--军官团的雏形，春秋时代的秦公国军官团，其主要成员来自秦公国王族和与之有姻亲的公国部落，这些军事贵族掌握着秦公国所有武装力量的战斗指挥权，同时依靠血缘和姻亲关系，效忠于秦国公。随着秦公国的实力增强和领土扩张，军官团也随之壮大发展，到了春秋末期，军官团的势力逐步蔓延到秦公国政治决策的所有方面，这种情况越来越引起秦国公的忧虑，而且也确实影响到了秦公国的稳定发展。

作为对比，关东（函谷关）的中原诸国，在春秋时代展开了一系列的争霸战，军事科技和军事理论在数百年的实践中飞跃发展，这段时期不仅造就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基础，而且军事方面的进展尤其神速。尽管秦公国也曾经试图参一脚，但是由于整体实力和技术基础的差距，秦公国屡次严重受挫，尤其在与春秋强国“晋”的争斗中，秦公国损失惨重，虽然竭尽全力取得了部分进展，但是很快在晋国的重压下被迫求和。春秋时代的晋国，可以说得上是实力最强盛的诸侯，不过秦国运气很好，由于春秋末期晋国内乱，几个大贵族争斗得极为惨烈，最终晋国分裂为韩国、赵国、魏国，这三个国家，后来都名列战国七雄，可以想见如果晋国不分裂，以后可以强大到何等地步。韩国偏弱，而魏国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个称霸的强国，赵国则成为战国末期唯一能够抗拒秦国的东方诸侯，这三个晋国分裂出的国家，所管辖领土完全封住了秦国向东征战的道路。秦国崛起的屡次艰难战争中，与三晋的冲突是最多，也是最残酷的。

魏国在战国七雄中变法最早，但是主要只是在军事领域，其核心在于建设职业化正规化的重装集团军“武卒”，对人员选拔、组织编制、武器装备、战争策划等诸多方面采用了最新的兵家研究成果，大胆采用了许多技术革新成就，在短时间魏国的军事实力急剧膨胀，迅速压倒其他关东诸侯，成为最负盛名的国家。魏国坏也坏在这个不彻底的变法，这次变法，充分利用了魏国继承自晋国的遗产，充分动员了魏国已有的政治经济力量，但是没有从本质上加强魏国的经济基础，也没有确立魏国的战略方向。魏国的军事机器在遭遇“围魏救赵”的挫折后，从此一蹶不振。其他的变法国家也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绩，就连偏处江南的吴、越也多少留下了风云变幻的精彩纪录；不过所有这些，远远比不上西方的秦国。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通常历史教科书往往认为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进步，错了，大错特错！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秦国不是没有奴隶，但是奴隶的数量和用途，远远构不成奴隶社会。这种历史教科书的奴隶社会说法，完全迁就附会早期的一些无耻御用文人，这方面的资料，请读者网上自行搜寻。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按照我的看法，是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社会，以“耕”、“战”为核心，“耕”为“战”提供资源，“战”为“耕”扩大基础，“耕”和“战”是国家生活的一体两面，两者互为表里，这个“耕”“战”理论，和西方数千年后的“剑与犁”如出一辙。商鞅和其继承者，通过慎密的法令，严格约束国民生活，建立了极其严密的警察社会制度，把所有的资源掌握在国家集权统治机构的规划内。一捧种子、一头耕牛、一具农器......所有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在国家的直接控制或法令控制之内，这也说明了秦国变法后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国家拥有的能力和国家能够动员的能力并不完全一致，秦国严密苛酷的法令，加上秦国培训出的大批行政司法官员，充分掌握了当时最有力的国家动员手段（现在已经有考古实据验证）。在秦国的一个个对手中，实力强横的不在少数，但是没有一个具有秦国那么强有力的国家动员机制，秦国不是没有遭遇过重大失利，但是在强有力的国家动员机制下，秦国军事机器一次次从倒下的地方重新站立，最终击败了所有对手。

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军国主义社会机制，为秦公国军官团提供了升华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根源。春秋时代的秦公国军官团，还依赖于血缘和姻亲，在商鞅变法后，军功授爵为军官团改造提供了大量新血。通过表面上平等的军功授爵，普通秦公国平民，甚至奴隶身份的人，都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为了这些机会，秦人，包括传统贵族、部落遗民、平民、奴隶身份者义无反顾的投入到秦军四处征战的沙场，其中一部分幸运儿，在百战之后获得了受到秦国全民肯定的军官地位，成为秦国军官团的一分子。这些变化可以从秦国历年主要军事领导人的出身来源略加参照，随着秦国的军国主义深化，从平民提拔的高级军事将领在秦国影响力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在始皇帝赢政登基之后，具有大军指挥作战能力的优秀将领，在秦国屡出不穷。与之对比，同时期关东各国的优秀将领屈指可数，在实际的战场交锋中，秦国军官团的整体实力更加突出。由于可以严格考证的史料缺乏，因此，目前对于秦国军官团的战术编成和提拔机制尚且不能完全确定。不过近年考古资料逐步增加，竹简木牍和兵马俑的考证，确定了部分细节。

首先，秦国军官团基本按照军功授爵体系的军爵确定其地位，不过，军衔和军功、军职似乎还没有完善的细节区分，目前估计功劳较大的拥有较高的军爵，军爵同时也决定了实际战术领导地位。从指挥小部队单一兵种的下级军官，到指挥战车和附属兵力混成编组的特殊兵种军官，还有多兵种混成军团的高级指挥官，这些职业军官分工相当细致，根据秦国法令严密的习惯，应当有相当完善的制度管理和考核。

其次，秦军肯定已经出现多兵种混成编制的战术战役军团，由经验丰富的职业军官通过鼓号和旗帜进行战场指挥，其中的临战调度和决策，肯定由战场指挥官决定，但是史料的缺失，使得目前难以确定秦军战场指挥的具体细节，毕竟，混成编制的军团，在战场上的准确把握和调度，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比起单一兵种指挥，混成编制的指挥复杂性高得多。这个方面，如今只能看到一些现象，但是对于造成这些现象的因素，大多只能依靠猜测。

第三，秦军肯定拥有完善的后勤供应体制，现在已经考古确定，秦军屡屡出征数十万上百万的大军，战国后期尤其频繁，其中军粮的确由军队统一调度，但是战士军衣和日常消费，则个人自行负担。可以证实，兵马俑部分刚出土的彩俑，其制式铠甲下的军衣服制只是大约类同，但是细节并不完全一致，而且颜色不一。那么，这些数以百万的大军供应，其过程细节如何？在战争持续数年的远征军，后勤供应如何操作才能保持军队的战斗力，还有很多细节不够清楚。

最后，秦国军官团的结局。秦军的战斗力，在秦国完成统一的时候达到巅峰，来自秦本土的军官团成为和外来者居多的秦国朝廷政坛相对立的强劲势力（参见李斯的谏逐客书），军官团成员的素养和数量史无前例，这支精锐军队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彻底击灭了关东六国的负隅顽抗。在完成统一后，主力分别两次大规模动员，北击匈奴，南下百越，并且作为占领军长期驻扎。

精锐军队最忌讳的就是无所事事，战斗意志大为消沉。更为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军官团长期效忠的唯一领袖----始皇帝突然死掉，而且没有留下可信的政治遗嘱。同样可怕的是，始皇帝过于能干强势，他的身边没有权威性的辅助机构，唯一的决策者就是始皇帝本人。作为始皇帝长子，军官团的一分子，王长子扶苏，正在北方集团军担任领导职务，没有在始皇帝身边；另一个深受始皇帝信任的南方集团军将领赵某，有资料表明，其与王长子扶苏关系非同一般。历史上的一幕令人熟知，指鹿为马的宦官赵高，勾结军官团的政治对立者李斯，阴谋立胡亥为秦二世皇帝，这些阴谋者隐瞒始皇帝病死的事实，用始皇帝的名义逼迫王长子扶苏自杀（始皇帝的凶悍无情人所共知）。在除去最大的竞争者王长子扶苏后，秦二世胡亥几乎处决了他的所有兄弟姐妹和相关者，数量多达万人，有证据表明，留在本土与王长子扶苏有关的军官团成员在这次政变中遭到极为残忍的血腥清洗，而后株连不断扩大，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秦国政治军事社会出现全面恐慌。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王长子扶苏自杀，秦国最大的两个精锐集团军，也是几乎全部的秦国主力作战部队的态度。在这次政变中，南方集团军将领断然拒绝回国，直到秦帝国彻底崩溃，南方集团军始终没有返回秦国本土，这支部队后来在岭南以及更远的南方建立了殖民地，再后来成为汉朝的藩属，最后融合在岭南文化之中，其统治几乎延续到汉末三国。北方集团军在国内战争蔓延很久，经过长期的拖延后，才姗姗来迟，在著名的破釜沉舟作战中，这支精锐秦军受到巨大打击。这种损失，在秦国历史上并非罕有，但是根据史料，这支秦军的主要将领在秦二世胡亥的大清洗阴影中朝不保夕，竟然在秦二世胡亥不明智的催逼后，断然下令投降。就像著名秦国悍将白起常做的屠杀战俘，受降的项羽下令进行了大屠杀，这支投降秦军绝大多数的官兵惨遭杀戮，北方集团军的军官团核心就此消失，投降的残余秦军高级将领也彻底丧失了威信。其后，刘邦占据咸阳，秦国本土残余的军官团成员，或者被杀，或者逃走，或者投降。

绵延数百年，威震华夏的大秦将校，在楚汉争雄的沙场上最后消失，根据史料，刘邦汉军中的下级将校，来自投降秦军的不在少数，项羽残酷的屠杀把征战幸存的大秦将校逼向了刘邦的旗下，早期汉军完全继承了秦军的传统作战方式，甚至其武器装备也是秦军的标准青铜式样，并且保持了数十年之久。此后直到另一个中华历史上的大有为君主刘彻上台，在高技术铁兵器的基础上，在与秦军完全不同的社会体制基础上，新时代的汉军逐步形成了全新的作战观念和战略战术，不过那是另外的事情了，如有机会，专文另述。

秦帝国统治的崩溃，其核心在于军队的失效导致了军国主义社会基础的解体，军官团的瓦解则是军队失去战斗力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秦帝国最后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得到充分动员，在战场上也没有得到以往必不可缺的领袖信任和本土支援。秦帝国军官团的瓦解并不神秘，想想看，前苏联的解体才用了多长时间。

打造一支能征惯战的精锐军队，可能需要十几年、几十年、上百年，但是毁掉一支优秀的军队，只需要几年、甚至几个月就行了，历史的往事不可不察。一支强大的军队，必然有与之对应的社会基础和领导体制，当这个社会基础和领导体制发生变化，这支军队的命运也必然随之改变。可能是更强，也可能......

迷茫之鹰

转载自http://tech.china.com/zh_cn/scie ... 60515/13317758.html



　　秦人有先进和强大的攻击武器，却不注重装甲；
　　
　　两个秦兵在战场上为了争抢一个对手首级竟要自相残杀！
　　
　　秦始皇的兵马俑有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大量的士兵头上戴着一种小圆帽，考古人员证实，这是一种麻布做的头巾。军官模样的戴着牛皮做的板状帽子。更多的士兵则把长发盘在头上，挽成一个个发髻。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秦军一律不戴头盔。他们不仅不戴头盔，身上穿的铠甲也很简洁。
　　
　　2000多年前的竹简提供线索
　　
　　2000多年前，秦国一位兢兢业业的县法律秘书“喜”为人们探索这个谜提供了一条线索。“喜”曾经3次从军，他用竹简记录了秦军攻打邢丘时发生在部队中的案件。两个秦兵在战场上为了争抢一个对手首级竟要自相残杀！是什么驱使他们对敌人的首级如此渴望呢？秦统一中国前135年，改革家商鞅为秦国制订了一套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法忍受的严苛法律。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
　　
　　战争是通向财富和荣誉之路
　　
　　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士兵们争抢敌人首级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可以想象，在秦军将士的眼中，敌人的头颅就是换取地位和财富的等价货币。在兵马俑坑，有一队士兵很特别。他们手持白刃格斗的刺杀类兵器，却完全不穿铠甲。这队士兵究竟是干什么的呢？研究人员一直不清楚。一个可能的推测是：战斗中有一些极其危险的任务，基本上是有去无回，重赏之下，这些完全不考虑生死的人站了出来。
　　
　　“喜”的竹简上还有这样的记载：秦军在战前和战后，都要大量饮酒。酒使所有的士兵只有一种冲动：奋勇杀敌、建功立业。似乎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不顾性命的行为，过于沉重的头盔和护甲妨碍了他们杀敌晋爵。这些陶土的战士向后人传递的是秦人强烈的尚武精神。秦人有先进和强大的攻击武器，却不注重装甲，这是全军的规定还是士兵的自觉行为？或许是来自秦人好战本性的一种上下共识？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人们只能进行推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