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武侯祠的历史

迷茫之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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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06年，武侯祠已1783岁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它经受了一次次战火洗礼，一回回改朝换代，它目睹了华夏沧桑、巴蜀巨变……。人们常说"松柏常青"，但武侯祠内的柏树，从诸葛亮植柏算起，已换了一桩又一桩；明君良臣相结合，大名垂宇宙，跨越时光的长度远超任何松柏。



    第一节  发端与创建--惠陵与汉昭烈庙的修建

　　今天的武侯祠，实际上是广义的武侯祠，它由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等部分组成。在这三部分中，惠陵和汉昭烈庙建成于蜀汉章武三年（223），以此为标志，开始了这一景点的发端和创建。

　　一 营建惠陵

　　惠陵何时开始修建？汉制，皇帝即位的次年开始预作寿陵。蜀汉可能是在章武二年开始预作寿陵。《宋书·礼志三》载：章武二年十月，诏丞相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营，即营造。惠陵位于成都南郊，刘备命诸葛亮在南北郊营造什么？史无明载，但《宋书》将其载入《礼志》，应与祭典或陵寝等制度有关。但另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刘备于章武元年四月称帝，七月即亲帅大军东伐，可能还顾不上预作寿陵。但到章武二年冬，刘备病重，"章武三年春正月，召丞相亮于成都，诏亮省疾于永安"（《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到这时，诸葛亮已不得不开始着手帝陵的选址和修建。因此，可以认为，章武三年春正月，是惠陵开始修建的最晚时间。换一句话说，最迟在章武三年二月，诸葛亮由成都去永安之前，已动工预作寿陵。

　　惠陵的具体位置当是由诸葛亮亲自选定。把惠陵的具体位置选在成都的近郊，首先是汉代制度的规定。西汉、东汉帝陵均在其都城附近。蜀汉全面继承汉制，刘备死后葬于成都附近，是其继承汉制的必然结果。惠陵在成都近郊，在营建过程中，诸葛亮必多次亲到现场。

　　惠陵位于成都南郊，在蜀汉宫城正南面。刘备在成都"武担山以南"即帝位。当时蜀汉宫城位于成都大城、小城之间的北边，即今成都军区至八宝街一带。武担山与惠陵，正好在南北一条直线上。惠陵位于蜀汉宫城的正南。

　　惠陵和汉昭烈庙主要由军队（可能还有犯人）修建。在修建过程中，诸葛亮曾多次率官员到现场指挥，并带头植树等。惠陵、武侯祠在历史上以柏树闻名。《成都古今记》说：“先主庙西院即武侯庙，庙前双大柏，古峭可爱，人云诸葛手。”

　　　二入葬陵寝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说：章武三年（223）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宫，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八月，葬惠陵。按汉代制度，先主去世后，近臣中黄门持兵，虎贲、羽林、郎中署皆严宿卫；宫府各警，北军五校绕宫屯兵；黄门令、尚书、御史、谒者昼夜行陈。三公穿丧服伴皇后、太子、皇子哭踊如礼。治丧的第一天，百官皆换穿白单衣，白帻不冠，哭临殿下。然后开始小敛，即给刘备穿寿衣等。汉代帝王死后都穿金缕玉衣。按汉制，必须在这一天晚上，派使者向全国各地郡守以上官员下"竹使符"，通知进入国丧的非常时期。同时，太子刘禅即天子位于柩前。百官跪拜新帝。然后才大敛。

　　梓宫在路上走了约一个月，五月回成都。虽然当时已是夏天，却没及时入葬，又放了三个月后才入葬。这说明：一，当时惠陵尚未完工；二，当时尸体保护技术早已解决，不仅路上走一个月不是问题，再放三个月也没关系。

　　三汉昭烈庙
　　惠陵旁之庙确实是原庙。这庙就是汉昭烈庙。史载蜀汉国号汉，刘备死后谥号"昭烈皇帝"，故"汉昭烈庙"应为此原庙的正式名字。盖在后主时，陵旁的汉昭烈庙与宗庙同时并存。《三国志·蜀书·刘禅传》说刘禅降时："是日，北地王谌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汉晋春秋》说"谌哭于昭烈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左右无不为涕泣者。"也确证昭烈庙在蜀汉亡国前已存在。盖在后主时，陵旁的汉昭烈庙与城内的宗庙同时并存，都同在惠陵陵园内。
　　后主在位四十年，按当时礼制每年都要率大臣们到惠陵、昭烈庙祭陵。《汉官仪》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诸陵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庄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诸侯王、郡国计吏皆当轩下，占其郡国谷价，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闻之也。"除了正月祭陵外，先帝的生日、祭日，通常也要祭陵。这里是后主和重臣们经常来朝拜的神圣殿堂，无疑在建筑规模上、技术上都应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需要指出的是，蜀汉至南北朝，从当时祭祀的习俗看，汉昭烈庙中只有神位，没有塑像。

　　四 有关讨论

　　对于《三国志》的上述记载，宋代以降不断有人提出疑问，认为惠陵只是"藏弓箭之处"，或"衣冠冢"，而刘备的真实陵墓应在永安（今奉节）。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观点：
　　第一，《三国志》中不是一处，而是三处谈到惠陵的修建、入葬和合葬。作者陈寿为蜀汉重臣谯周的学生，曾在蜀汉任职，著名史官，当时人记当时事，故《三国志》被后人视为信史，相同的记载还见于《华阳国志》、《汉晋春秋》等晋人撰写的早期文献。其有关记载相互映证，无疑是真实可靠的。
　　第二，上引《三国志》材料中，其中之一为诸葛亮给后主的奏章。诸葛亮、后主这两位最知情的当事人不可能在如此庄重的大事上掺假。
　　第三，在汉代皇帝中，目前还没有发现搞"衣冠冢"的记载，蜀汉全面继承汉制，不可能违反祖宗制度。
　　第四，从前文所述的先主丧事过程看，蜀汉上至诸葛亮、下至百姓，可以说全国各界人士都参加了治丧活动，整个过程记载十分清楚。在此过程中如有半点虚假，早就会见于各种文献记载。
　　第五，汉代制度，帝陵在都城附近。西汉、东汉帝陵均在其都城附近，无一例外。蜀汉全面继承汉制，刘备死后葬于成都附近，是其继承汉制的必然结果。
　　第六，永安当时位于蜀汉与东吴的前线，"夷陵之战"时东吴军曾逼近永安。诸葛亮、刘禅不可能将先帝葬于前线。因这样很容易让先帝的尸体落入敌方手里，成为敌方要挟的重要资本。
　　第七，刘禅在位四十年，每年都多次率子孙和文武百官到成都南郊惠陵、汉昭烈庙祭祖。他不可能向假墓跪拜。
　　第八，"葬于永安"说的一条重要理由是：刘备死于四月，天气热，尸体难以保存，不可能运回成都。实际上，刘备的尸体不仅在路上走了约一个月，在成都还放了三个月。《后汉书·礼仪志下·大丧》说帝王死后要"槃冰如礼。" 刘备死前曾病了较长一段时间，有关准备工作早已到位。
　　第九，根据汉代的陵庙制度，汉昭烈庙的所在地，也就是惠陵的所在地。汉昭烈庙位于成都南郊，历史上多有记载。如《汉晋春秋》说"谌哭于昭烈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刘谌不可能到永安哭昭烈庙。
　　这里还应讨论一下汉昭烈庙的具体地点。从清代起就有人认为《汉晋春秋》载刘谌哭于昭烈庙之地在当时的蜀汉宫城内，而非南郊，清代的一些川剧也是这样演的，理由是当时曹军兵临成都城下，刘谌已不能出城。事实上，在刘禅决定投降之时，曹军并未来到成都城下，更谈不上包围成都。当日，后主召集群臣会议时，有人提出向吴、或向南中撤退的方案，如已四面围城，怎么撤退？谯周反对这些方案时，举出了若干理由，都未涉及围城之说。更重要的是谯周提出降魏方案后，群臣曾提出"今艾已不远，恐不受降"，"不远"何指？据《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刘禅决定投降后，派私署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驸马都尉邓良捧着降书和印绶前去投降，"绍、良与（邓）艾相遇于雒县。艾得书，大喜……"雒县即今广汉。前去投降的使节是在雒县才遇到魏军！
　　第十，所谓"刘备葬于奉节"说，主要见于清代及或更晚的某些刘氏家谱。四川为移民省区，清代中晚期曾掀起修谱高潮。大家知道，一般家谱均为各人私修，不受制约。其有关直系祖先的某些记载，对研究地方历史、风土人情等确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当时四川家谱中有关远古祖先的记载，普遍存在着攀附名人、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吹嘘家史等现象，这一部分记载通常没什么参考价值。
　　第十一，成都南郊惠陵和汉昭烈庙在蜀汉时期为陵园所在，西晋灭蜀（263）后，为消除刘氏影响，将刘氏后裔北迁，同时也撤毁了汉昭烈庙和惠陵的一些地面建筑。齐高帝（479-482年在位）诏益州刺史修复陵园和汉昭烈庙。当时上距西晋灭蜀不足220年，其间蜀地并无大战乱，修复的陵寝位置应准确无误。从那以后，现武侯祠所在地就一直为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历代文人墨客多至此，所留文献甚多，从无间断。在宋代以前并无任何人怀疑惠陵的真假问题。宋代疑古风兴起，如盛传曹操曾在漳河边设置七十二座假坟等，再推演到刘备，都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节武侯祠的迁入与发展--两晋南北朝时期

　　司马氏灭蜀（263）后，将刘氏后裔尽迁北方，当然也要消除其在蜀中的政治影响，撤除汉照烈庙和刘氏宗庙是必然之举。但从史籍线索看，从当时习俗看，晋XX只撤了地面建筑，并没有动惠陵，还保留了陵园中一些地面标志。这是这一名胜古迹在开局不久就面临的第一次生死劫。但蜀汉英雄深入人心，仅在四、五十年后，蜀中便开始了建立诸葛亮专祠等影响极大的纪念活动。

　　一 成都武侯祠之始

　　武侯祠（此专指祭诸葛亮一家之祠），据《宋书·礼志四》载，刘禅景耀六年（263），诏为丞相诸葛亮立庙于沔阳。故沔阳武侯祠始建时代最早。蜀中武侯祠最早建于东晋时期。《太平寰宇记》说："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内，桓温平蜀，城内独存孔明庙。"（又见《方舆胜览》卷五十一）可见蜀中武侯祠始建于李雄据蜀之时（303--334年），最早建于成都"少城"内，即在当时成都城内西部。这就是现专祭诸葛亮一家的、狭义的"武侯祠"的前身。

　　桓温（312-373）为东晋荆州刺史，于永和三年（347）收复蜀地。这是巴蜀史上少有的大激战。在这场大战乱中，成都城内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毁了，仅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独存，这充分说明了诸葛亮在参战双方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李雄建武侯祠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在时间上，上距蜀汉亡国仅四、五十年；它是巴蜀大地结束西晋统治后，修建的第一坐纪念蜀汉英雄的专祠；它公开表达了蜀人对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英雄的深切怀念。从有关资料看，当时的武侯祠中并无塑像，只摆放神位。
　　二 恢复原庙

　　东晋时期，朝野上下已开始重新评价蜀汉政权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如史学家习凿齿在其所著《汉晋春秋》中，便以蜀汉为三国正统。据南宋祝穆所著《方舆胜览》记载：东晋王朝曾追封诸葛亮为武兴王，便是一例。随着蜀汉王朝地位的提高，成都的三国文化遗址的影响便越来越大，恢复这些名胜古迹景点逐步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在李雄建武侯祠后一百余年，南齐又开始了修复汉昭烈庙之举。《太平寰宇记》说："先主祠在府南八里，惠陵东七十步，齐高帝梦益州有天子卤簿，诏刺史傅覃（琰）修立而卑小。"齐高帝（479-482年在位）时第一次对惠陵陵园和汉昭烈庙进行了修复。这次修复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当时上距西晋灭蜀不足220年，其间蜀地并无大战乱，惠陵陵寝的许多地面标识仍存，修复的陵寝位置应准确无误。第二，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惠陵的性质。蜀汉时惠陵是皇家陵园禁地，重军把守，一般人不得擅入。西晋时，这里沦为敌对首脑的墓地。这次修复后，它又演变为官府承认的、对外开放的名胜古迹景点，游客可以入陵参观凭吊。
　　武侯祠是什么时侯由成都"少城"迁至南郊惠陵、汉昭烈庙旁的？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从上引齐高帝修汉昭烈庙的资料看，当时（479--482）武侯祠肯定还没有迁来。杜甫于上元元年（760）来到成都南郊，踏访武侯祠。当时，武侯祠内已古柏森森，由此上推其始迁入年代约在南北朝，上限晚于齐高帝（479-483在位）修复汉昭烈庙时。诸葛亮一生功绩建树得力于刘备三顾茅庐；蜀汉帝业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诸葛亮的智慧和忠心耿耿。把他们迁到一起，以良相伴明君，是对他们"鱼水"君臣的赞许，同时也是欲以诸葛亮的大名来继续辅佐死去的刘备，是儒家文化中君臣观念的强烈体现，是儒家文化为这个名胜景点注入的最强活力。

　　第三节盛唐胜景

　　唐代，武侯祠景区快速扩大影响，很快成为全国闻名的名胜古迹。综观唐代二百余年，著名诗人和高官上层拜谒武侯祠之多，并留下重要墨宝，成为武侯祠历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表明，这一名胜古迹自齐高帝恢复昭烈庙和南北朝迁入武侯祠后，已得到全国各地人士的认可，影响迅速扩大，名声在外。从唐代开始，逐渐形成了新任地方首脑，一到成都，就要先拜祭武侯祠的习俗。武侯祠景区的快速发展，与"扬一益二"的文化、经济背景有着密切联系。

　　一 唐帝敬诸葛

　　从史籍记载看，唐代从太宗（《旧唐书·太宗上》）开始，诸帝在制定重大政策时，往往论及诸葛亮这位榜样。到玄宗天宝七年（748），正式下诏：历代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载宜置祠宇，量事致祭。臣按后世祭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始于此。所谓忠臣，十有六人，商传说箕子、微子、比干，齐管夷吾、晏婴、晋羊舌、叔向、鲁季孙行父、郑东里子产、燕乐毅、赵蔺相如、楚屈原、汉霍光、萧望之、丙吉、诸葛亮也。……以上并令郡县长官随其所在立为祠宇，春秋二时择日致祭（《旧唐书·玄宗下》（《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礼仪典第二百八四卷名宦乡贤祀典部》）。这是以朝廷的名义，首次把诸葛亮作为忠臣，并列入每年春秋必须祭祀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三国人物中，只有诸葛亮一人入选！这对提高诸葛亮的名声、影响，对提高成都武侯祠的地位，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太平寰宇记》说："故相国李回在镇，更改置守陵户，四时祭祀。"李回字昭度，本名躔，字昭回，避武宗讳改焉，唐宗室宰相，宣宗时（847--859）曾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光禄大夫、成都尹。李回在蜀期间，开始设置专门的"守陵户"护理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规定了一年四季的祭典等。"守陵户"是秦汉以来逐渐流行的关于一些名胜古迹景点的一种管理方法。守陵户负责陵墓、祠堂、庙宇的日常安全、卫生和祭祀等，官府则相应的减免其某些赋税徭役，给以某些优惠。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规定的祭祀规格已由玄宗时的"春秋二时择日致祭"提高到了"四时祭祀"。可见官府对这一景点越来越重视。此前，本名胜景点是怎样管理的、由谁管理的，还是一个秘。另外，从李回对此景点的重视程度看，估计他还对景点进行过大规模的维修。
　　唐末五代，巴蜀地区又经历了多次大战乱。王建占领蜀地后不久，便下诏"赠诸葛亮为安国王"。（《蜀梼杌》卷上）这次赠号，对前后蜀时期武侯祠的持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 诗人拜谒

　　上元元年（760），伟大诗人杜甫刚到成都定居下来，即到南郊，踏访武侯祠。杜甫一生对诸葛亮感情尤深，十分景仰推崇，仅留传下来的吟咏诸葛亮的诗就近二十首。著名诗篇《蜀相》：
　　丞相祠堂何外寻，锦宫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首诗，是伟大诗人杜甫有感于当时的时政，象诸葛亮这样的丞相在哪里去寻找，象刘备这样能"三顾"寻贤的君主又在哪里去寻找，所发出的"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同时，它又是现存史籍中最早谈到"丞相祠堂"即成都武侯祠的宝贵史料。它甚至为我们推断武侯祠迁到这里的大概时间提供了佐证！这首诗，第一次提到武侯祠的外景观，是以"柏森森"为重要特征。
　　唐永泰二年（766），著名诗人岑参（715--770）晚年客居成都，游昭烈庙与武侯祠后，创作《先主武侯庙》一诗：
　　先主与武侯，相逢云雷际。
　　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
　　遗庙空萧然，英灵贯千岁。
　　贞元八年（792）诗人张俨游先主庙，写《谒先主庙》：
　　扶顺继王业，并吞势由已。
　　天命屈雄图，谁歌大风起？
　　得股肱贤明，能以奇用兵。
　　何事伤客情，何人居帝京？
　　雄名垂竹帛，荒陵压阡陌。
　　终古更何闻，悲风入松柏。
　　从"荒陵压阡陌"的情况看，当时陵墓周围似无围墙，一些农家就近种田。
　　大中六年（852），唐诗人李商隐游武侯祠，写《武侯祠古柏》诗一首：
　　蜀相阶前柏，龙蛇捧閟宫，
　　阴成外江畔，老向惠陵东。
　　大树思冯异，甘棠忆召公。
　　叶凋湘燕雨，树折海鹏风。
　　玉垒经纶远，金刀历数终。
　　谁将出师表，一为问昭融。
　　这株古柏，当时公认为诸葛亮手植。唐相段文昌亦曾专诗咏此树，勒石其旁。这一时期，该古柏已开始神话。据《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二引"陆游记"记载，有一位唐代节度使曾来武侯祠从该古柏上取下一小树枝，制成手板，以书写记事，被记入后来的一种《图志》，遭到批评。可见在蜀人心目中，即使是节度使这样的土皇帝，也不能擅取武侯祠的一草一木。
　　五代僧人贯休，天复年中（901-904）入蜀，王建赐号禅月大师。他曾游先主庙，并写有《经先主庙作》一诗：
　　古庙积烟萝，威灵及物多。
　　因此曹孟德，争奈此公何。
　　树古雷痕剥，碑荒篆画讹。
　　今朝冥祷祝，只望息干戈。
　　这首诗是目前发现的、五代时期有关武侯祠的唯一直接史料。它反映出，唐末五代初，成都虽饱经战乱，却安然无恙，只是"树古雷痕剥，碑荒篆画讹"，在管理上不甚理想。

　　三 名宦唱对

　　唐元和四年（809）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率裴度、柳公绰、杨嗣复等僚属到武侯祠拜谒。当时祠内尚无记载诸葛亮事迹和功德的碑石，大家皆感遗憾。武元衡即命节度府判官裴度（765--839）撰碑。裴度，进士出生，著名新秀，文笔极茂，见识极高，是中唐名相之一。裴度即撰写了《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全文上下对诸葛亮充满了仰慕钦敬的感情。一开始便说"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秉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该文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背景，这就是当时朝中朝廷与藩镇之间的矛盾已经白热化，同时朝中党争甚为激烈，裴度是武元衡的左右二膀，在他心目中，武元衡就是当代的诸葛亮。他是这样说的："元和二年冬十月，圣上以西南奥区，寝乱余孽，罢甿未息，污俗未清，辍我股肱，为之父母，乃诏相国临淮公，由秉钧之重，承推毂之寄，戎轩乃降，藩服乃理，将明帝道，陬落绥怀，溥畅仁风，闾阎滋殖，府中无留事，宇下无弃才，人知向方，我有余地，则诸葛公在昔之治，与相国当今之政，异代而同尘矣。度谬以庸薄，获参管记，随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谒，有仪可象，以赫厥灵，虽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师长一城，尚流斯文，以示来裔，况如仁之叹，终古不绝，其可阙乎？乃刻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尔。"这就是主题：借歌颂诸葛亮，在类比武元衡。此文写成后，由著名书法家柳公绰书写、由当时蜀中最著名的刻工鲁建亲刻，被誉为"三绝碑"。
　　开成二年（837），新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杨嗣复一到成都，即率僚属到武侯祠拜祭，想起当年以幕僚身份随武元衡游祠情景，感叹良多，激动不已，即题《丁巳岁八月祭武侯祠堂因题临淮公旧碑》诗一首，附刻于碑阴：
　　齐庄修祀事，旌旆出郊闉。
　　薙草轩墀狭，涂墙赭垩新。
　　谋猷期作圣，风俗奉为神。
　　酹酒成坳泽，持兵列偶人。
　　非才膺宠任，异代揖芳尘。
　　况是平津客，碑前泪满巾。
　　"涂墙赭垩新"，表明当时武侯祠已有了上红涂料的围墙。"酹酒成坳泽"，以酒祭圣的人非常多。"持兵列偶人"反映出当时有众多塑像，手握武器，排列在诸葛亮塑像的两边。这些都为研究武侯祠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后不久，唐东川节茺使杨汝士游祠见到同宗兄弟杨嗣复的诗后，依其格式，作《和宗人尚书嗣复祠祭武侯毕题临淮公旧碑》诗一首：
　　古柏森然地，修严蜀相祠。
　　一过荣异代，三顾盛当时。
　　功德流何远，馨香荐未衰。
　　敬名探国志，饰像慰甿思。
　　昔谒从征盖，今闻拥信旗。
　　固宜光宠下，有泪刻前碑。
　　从元和四年（809）开始，到开成二年（837），从武元衡率裴度、柳公绰、杨嗣复开始，到杨嗣复、杨汝士的两次唱合，前后经过了二十八年才完成了一组绝妙的佳唱。这之间有三位唐代宰相的才学和人品，有上司与僚属间的友谊、栽培，有同宗族人的感召、扶持……都围绕着一个主题，这就是歌赞诸葛亮，这就是欲以诸葛亮为楷模，争做一代名宦。

　　四 神乎传说

　　这一时期，唐代著名学者段成式（803-863）在《酉阳杂俎》卷十三中记载了一个传说故事：“近有盗发蜀先主墓墓穴，盗数人齐见两人张灯对弈，侍卫十余，盗惊惧拜谢。一人顾曰：‘尔饮乎？’乃各饮以一杯，兼乞与玉腰带数条，命速出。盗至外，口已漆矣，带乃巨蛇也，视其穴，已如旧矣。”

　　这个故事至少透露出以下三条信息：

　　一，惠陵是否曾经被盗，一直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从这一传说看上去，惠陵可能曾经被盗。惠陵有明确的封土堆，准确的位置，加之两晋南北朝期间蜀中屡有动荡，很多时间无专人看护，被盗是可能的。即使进入唐代后，由于长期处于“荒陵压阡陌”的景况，在设置“守陵户”之前，对陵墓的护理很松散，被盗也是可能的。但另一方面，在唐以后的所有金石文献和传世文物中，目前尚未发现任何有关惠陵文物的影子。这又表明盗墓者并没真正成功，这又进一步映证了这一传说。

　　二，文中对弈两人是谁？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但在蜀人心目中，这两人就是刘备和诸葛亮，将武侯祠迁到惠陵旁的目的就是以臣伴君，这一传说更进一步反映了这一心态。

　　三，在很多人心目中，诸葛亮、刘备都已由人变成了神，他们的英灵继续神佑蜀土蜀民。

　　第五节：柳暗花明又一村——清代的恢复与发展

　　明末清初，巴蜀大地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战乱。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率义军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和清军等相抗。四川民间普遍流行“张献忠剿四川”的传说。经过残酷的决战、激烈的反复，清军直到康熙三年（1664）才基本控制四川。次年，将原设在保宁的四川省府机构迁到成都。这场大战乱，是武侯祠历史上所面临的第二次生死劫，其命运如何呢？
　　有关记载是有出入的。一说认为武侯祠的主体建筑仍基本保留了下来。康熙初年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应是清初平定四川后，第一个来到武侯祠的高级官员。他在《重修昭烈陵碑记》中说：“余奉命抚蜀，偶过万里桥，行西南不数武，有昭烈陵、武侯祠在焉，遂芟荆诛棘，瞻拜之徘徊良久，虽鹿走草萋，而陵、寝无恙，且祠侧碑记犹存，余拂拭读之则裴中立撰文……。西蜀自罹献逆焚戮，万物悉化焦土，即王公坟墓莫不掘毁无遗，独昭烈一冢历久常存，巍然如故……”寝，当指祠庙建筑（明初汉昭烈庙与武侯祠已合为一殿）。宋可发《重修忠武侯祠碑记》说维修前“帝陵孤冢垒然，侯祠丹碧岿然。”《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二引《来斋金石刻考略》说：“明末大盗张献忠入蜀，屠杀之惨，亘古未有，万里烟绝。侯，神人也，庙貌得保无恙。”可见在明末清初的大战乱中，蜀中虽“万里绝烟”，“万物悉化焦土”，但武侯祠、惠陵等仍“在焉”，仍“陵、寝无恙”、仍“庙貌得保无恙”，得以幸存。另一说认为武侯祠的主体建筑已毁于战火。康熙十一年四川巡抚蔡毓荣《重建诸葛亮忠武侯祠碑记》说：“至成都，访丞相祠堂，在昭烈惠陵左侧，陵庑不治，祠亦废。”另外，《昭烈忠武陵庙志》载道光九年布政使峄山董淳《序》说：“明季毁于兵，我朝康熙十一年蔡制军、宋臬使重修。”　对这废”，该怎样理解，目前还难说。

　　因前引明万历年间绵州牧李正芳的碑文中也说到“偶以武侯废祠为请”。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长期战乱，清初的武侯祠至少是年久失修，淹没在荆棘丛中，鹿走草萋，木结构建筑朽腐不堪，急需全面维修；同时，武侯祠历经宋、元、明，四、五百年间所积累的匾额楹联绝大部分已经丢失，损失极大。
　　清人统治成都后，极重视对武侯祠的恢复与发展。现武侯祠的塑像、建筑、碑刻、匾额对联等，大多为清代作品。可以说，清代是武侯祠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是对现武侯祠影响最直接、最深远的一个历史时期。　　
　　四，植柏

　　明末，武侯祠内的柏树已不多了。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杨廷麟在《诸葛武侯祠》一诗中曾写道：“柏剩一孤树，桑移八百枝。”（《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五）康熙十一年（1672），宋可发维修后大量种柏，至道光九年（1829），成材十一株。
　　僧、道看守武侯祠期间，除日常看守、打扫、维修外，还经常植树。在不长的时间内祠中反复多次进行大规模植柏，可知其成活率并不太高，真能长成参天大树者相当有限。

　　五，《昭烈忠武陵庙志》的纂修

　　从道光七年（1827）开始，武侯祠开始纂修陵庙志。当时的主持道人张合桂有感于襄阳武侯祠、沔县武侯祠都有自己的志书，提出成都武侯祠也应修撰志书。成都府华阳县著名学者、举人潘时彤自接受任务后，十分勤奋，日以继夜，仅用二十一个月时间，便完成了《昭烈忠武陵庙志》十卷、约三十万字的撰写。
　　六， 攻心联的问世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幅著名的“攻心”联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武侯祠悬挂问世。关于这幅对联的问世，还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作者赵藩（1851--1927），云南大理府剑川县白族人。他曾五次进京考试，皆失败而归，后来云贵总督岑毓英邀他入幕府任职，聘为塾师。岑的第三子岑春煊亲自出面为师请咨，并在经济上支持他进京候选，获光绪帝召见，于光绪十九年入川任四川省筹饷局提调等。其才干和政绩受到四川总督鹿传霖的赞赏，有意让他执掌泸州。但鹿在无意中得罪了将军恭寿，恭亲王撤了他的川督。恭寿视赵藩为鹿的人，传话给他，要他出5000大洋拜寿，才让他执掌泸州。赵藩即上书辞官省亲，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返滇。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七月，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天津，北京告急，全国紧张。云南总督丁循卿征调赵藩到昆明办理省团务。他七月上任。这时，慈禧、光绪西逃西安。丁循卿为表忠心，派赵藩押送贡品到西安。赵藩在西安遇学生岑春煊。岑当时担任甘肃布政使，主动带领两营人马，把慈禧、光绪一路护送到西安。岑向太后举荐赵藩。慈禧即召见赵藩，让他以道员身份到四川候补。次年春，赵藩二进四川，被派去湖北沙市创设、主管川省驻湖北保商总局。
　　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夏，四川大旱，数十州县都发生了义和拳运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成都石板滩少女廖观音领导的义和拳运动。义军多次挫败官军，两次围攻成都，甚至打到成都督院，震惊全川。慈禧闻讯后，即撤了川督奎俊，另任岑春煊为总督。岑春煊尚未入川，便急调赵藩到成都相辅。岑还未入成都就接管了川省军权，接着指挥官军和团练对义军展开了血腥镇压。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赵藩才有了笔谏上司之衷。他得知岑春煊不久后将要陪客人游武侯祠，便在十一月上旬精心写下了这副著名的“攻心”联，派人刊刻好后送到武侯祠诸葛亮殿悬挂。
　　岑春煊不日到武侯祠看到此联后，脸色难堪，一语不发。不久，岑因弹压四川功著，在朝廷“京察”时获得“风历、守清、才长、政绩”的最好“考语”，升调两广总督，赵藩却同时被贬到永宁道(今叙永一带)当地方官。那以后好些年间，川中师爷们、教育界常听人说“师道何道，试看永宁道”，意思是指责学生不敬老师，或者说师道不值得尊严。